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Ｘ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虽说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到来，但节气就是这么神奇，立秋以后空气就一扫潮湿闷热，明显干爽了。大大小小的风每天都不停，脸开始感觉干燥，早晚凉得让我想穿长袖。北京已经进入一年最好的时节了，可有些人就是不知道，偏喜欢关起门窗继续吹空调，只怕他们回过味儿时已经天寒地冻了。

我的情绪似乎一度随着这秋风有所好转，可惜仍是强弩之末，过不多久就跌落回去。但总体上比前一段而略好一点儿，可能少了几分焦急，多了几分无奈吧，我还不愿用绝望这词儿。最好的证据是上个月天儿最好的那天，我在路上有气无力地仰望刺目的蓝天，竟然完全没有掏手机对准白云的欲望，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最近一想起这事儿多少有些悔意，可见还是有所觉悟了。

音乐也懒得听，新东西放进容器里被反复抽签以后就会变旧，迷茫的时候找不准适合心情的音乐。这时就显出书和电影的好处来了，没有所谓的容器，只有贪婪的伸手。电影又比较短期，书就不一样了，在阅读的这段时间里带来的抚慰是持续性的。所以我错觉前几天非常愉快，其实多半是《超·杀人事件》营造的善意假象，瞧，转向《单恋》之后又陷沉重。

我好像很少看《超·杀》这么轻松愉快的小说，跟《名侦探的守则》还不一样，恶搞意味没那么重。其实非常讽刺，但笔触更正经，效果却异常喜剧。因为是以不同作家的创作为主题，我经常看着看着就忘了是作中作，忘了其实作者只有一个，忘了作者是谁……虽然我只是个边缘推理小说迷，对日系推理小说不怎么了解，即使书里讽刺了某些作家，我也对不上号，不过还是能体会到其中的用意，仅是这样已经有趣儿到不行了。

第一篇《超税金对策杀人事件》是在电影资料馆等《天空之城》开演的时候开始看的，坐在位子上忍不住就乐——这样也行？！好像听到了心里纠缠在一起的绳索松动了的声音。

《超理科杀人事件》里大段大段的科学论争我看到后来就直接跳过了，繁体竖版实在太痛苦了，没想到最后让我幸免于以“伪理科人士”的罪名被抓起来……

《超猜凶手杀人事件》是我觉得这个系列里比较“正常”的一篇，就是一个作中作的推理故事，不过放在这里就更突出它的讽刺性了。

《超高龄化社会杀人事件》是我最喜欢的一篇，笑的时候有点儿无奈又不忍心，冷笑话似的结局真是绝妙，怎一个囧字了得。

《超预告小说杀人事件》也比较“正常”，除去讽刺性，作为推理故事独立存在也不错。

《超长篇小说杀人事件》简直太逗了，荒诞的幽默好好挤对了一把“注水肉”，看得我数次想不顾场合地捶地大笑。《超税金》已经让我以后对书里的各种描写提高了警惕，这篇直接让我对大部头起了疑心，比如拿起《单恋》之后我就先翻看了排版……（东野os：我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魔风馆杀人事件》很短很无厘头。

最后一篇《超读书机器杀人事件》在讽刺过作家、读者和出版社编辑后，终于把矛头转向了书评人，相当地不留情面。一般来说我看书有个习惯，前言后记什么的都会阅读，因为非悬念小说也无所谓剧透什么的，看前言后记可以对作家的创作情况有个大致了解，特别是不熟悉的作家。有些是作家写的，有写是译者写的。后来也渐渐发现有些是跟作品无关的人写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书评人吧，受人之托或工作需要，多数是肯定甚至溢美之词，就比较懒得看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书皮儿上都写满简短的评价，把一本书捧上天，还有可恶的腰封，就像《超长篇》所写的，净是耸动的语言。所以我也学会54书封上的东西了，拿来直接看瓤儿，好坏自己定。

虽然笑得很开心，不过也能感觉到作家的无奈，东野也不能保证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没有过那些被讽刺的情况吧？毕竟是职业，工作中的手段未必都那么见得光，所以作家尽量把那些部分最小化我就知足了。

最近也稍微接触了点儿其他日系推理，虽然只有三本儿，但是三个作家风格迥然不同，感觉挺不错的。

乙一的《夏天·烟火·我的尸体》是我原来对日系推理的狭义理解，源于小时后在《译林》上看的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简单来说就是：这种bt的东西只有日本人才想得出……

伊坂幸太郎的《死神的精准度》我很很喜欢，简直是“小清新”。最早听说应该是电影《死神的精度》吧，所以在读了音乐一样流淌的文字后看了电影，呃，完全不符合我对小说的想像。金城武尘世味儿太重，没有死神的不食人间烟火，对音乐的爱也渲染得不够，总之一点儿不可爱。六段儿故事在电影里只出现了三个，人物关系也有所调整，使全片成为一个首尾衔接的环，倒也挺好。小说最令我喜欢的是死神的非人间行事方式。第一段儿故事女主角儿没死一度让我怀疑这个死神会人化，但是只有往后看就会发现不必担心落入俗套，因为他放过第一个女主角儿仅仅是因为他爱音乐，至于人间的道德标准是不适用于他的，死神不会发善心。作品的清新感也一直维持了下去。

宫部美雪的《火车》号称力压《白夜行》得了什么荣誉，我倒不是因为这一比才看的，而是被简介吸引。怎么说呢，果然不错，结局虽然不似《白夜行》《幻夜》那么开放，但戛然而止的确让我意犹未尽。虽然现在信用卡制度越来越完善了，但是在刚兴起的时候，这种题材果然很有现实性吧。不过基本上是围绕信用卡在写，整体感觉有点儿平淡。而我之所以那么喜欢《白夜行》，很大原因在于它的结构，而不是bt故事本身。

虽然一天不说一句话对我来说也许得心应手，但空烦恼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在解决之前，苦闷地过一天是过一天，看开了过一天也是过一天，好像还是后者比较好吧。即使不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也不想臭着一张脸度过最好的时节，该干嘛干嘛，否则天寒地冻的时候会后悔死的。

P.S.我见过的结婚照很有限，但这并不妨碍我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结婚照。不是偶像崇拜，只是十年来默默喜欢的姑娘，最幸福的瞬间。

现在想法儿略微改变，错不在成为政治中心、外行领导内行，毕竟世界上那么多首都并不都是这样的命运，而且外行战略上指导、内行战术上执行也说得过去。可惜没那么单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新兴的世界范围内属于少数派的政权，不得不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理论，对人民的思想进行改造，一直到今天，每天新闻都还在谈主义。错在用主义来衡量一切，包括城市规划，对新旧过分鲜明的态度和目光的短浅造成今天的面貌就不奇怪了。不过能像陈干一样把主义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我还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分配给陈干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负责拟定整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规划，内容包括：确定升第一面国旗的旗杆和未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设计天安门城楼内部的装修和广场上旗杆的台座。

陈干认为，只要旗杆一竖起来，加上还要设观礼台，金水桥边的两对华表和狮子就显得摆得不是地方。如果要挪动它们的位置，就会和梁思成早就对他说过的原则相抵触。

据高汉回忆，到北平之初，陈干曾与同学专程拜访过梁思成。梁思成对他们说，整个北平城的平面设计，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这个城市可以成为一个历史艺术陈列馆，像罗马、雅典那样。

陈干问梁思成：新中国首都要设在北平，这两者怎么调和呢？

梁思成答：第一，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平只是政治中心，不发展工业；第二，可以把行政中心放在西郊，即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这大片空地上，北边可以发展到动物园，南边可以到莲花池。这样新旧分明，各得其便，互不干扰。

“既然梁公的意思已经说得这样清楚，连新的行政中心都要为保护旧城让路，怎么能允许在故宫范围内挪动华表和狮子的位置，影响了它固有的格局呢？”在开国大典前，投入天安门广场整治与规划工作的陈干，一次着急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弟弟高汉说。

他问高汉是否知道马、恩、列、斯当中，有哪一位讲过什么关于城市改造的话。只要能找到一句管用的，说不定就会给解决这个问题带来希望。

他们找来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发现其中一处讲到0的性质：0是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确定的内容；在解析几何中，只要它的位置一定下来，它就成为一切运算的中心，从而决定其他点和线的方向。

陈干极为兴奋，他对高汉说，按恩格斯对0的观点来分析，把北平内城作为一个坐标的话，0点就是紫禁城，城市其他部分，都要据此安排，所以有分明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有相应的道路系统等。现在，时代变了，皇权成为过去。如果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仍以紫禁城为中心，那跟过去还有什么区别？时代特点又何从体现？

他认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的0点应该定在天安门广场，说得更精确些，应定在升起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旗杆位置上。

怎样实现0点从紫禁城向天安门广场的转移？陈干说，北平城的中轴线上承先秦时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所以0点仍然要在这根纵轴线上选定，当然横轴就要随着这0点南移，这只能也必须是东西长安街了。这条大街未来的历史命运，就要被这0点所决定：打通、拉直、展宽恐怕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难以和中轴线相称。在这个意义上讲，华表和狮子的位置挪一挪，换个地方，完全顺理成章。它们都必须离开旧的0点，对准新的0点重新定位。从把旗杆位置定下来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

陈干的“反抗”成功了，华表与石狮双双向斜后方挪动了位置。

建筑服务的对象有阶级属性，可建筑本身并没有。害怕文物曾经服务的对象的属性遗留下来危害当下，这种想法儿本身就很封建，也表现出对文物价值的认识有问题。在他们眼里，异地重建仿佛是一种仁慈又聪明的手段。可异了这个地，破坏了城市的平面，它的价值可能也就打折扣了。更蠢的是若干年后后悔了还不肯认错，以手头宽裕了玩儿复古的姿态原址重建。虽然城楼还是那么雄伟，甚至更加壮美，虽然还是中轴线的南起点，可重建是没有原来的历史价值的，说白了，和满世界的居民楼、办公楼没什么两样。文物是死的，规划是活的，文物会不会妨碍交通，还不是事在人为？大跃进三年被处理的文物多到让我都麻木了，真正让我目瞪口呆的是，那个时代连城墙、城楼、牌楼都号称没力量保存修缮，却想要改建故宫……还真是个冷笑话。

“改建故宫”，与一般人的认识有关。

何祚庥1955年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说：“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65年1月编辑的《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的文章，其中说：

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故宫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就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由于故宫的建造本身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因而今天群众对它并没有多大感情。我们访问过的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大会堂比它大的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咱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合咱们的需要。另一位退休的建筑工人张大爷说：“故宫在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看来，也不过拿它当个‘古物’，其实也不怎么样，老式样！”一位妇女主任也说：“皇宫盖的拖拖拉拉，死板，不好看！”……

另外大家还说：“又费工、又费料。”“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

……今天大家去看故宫比较多的是拿它当个展览品。然而，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至今还不起来。

……

刘同志说：“四九年进城，我乍一到天安门，首先觉得不舒服：这是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可是气氛不对头。往这边一瞧，是城门楼；往那边一瞧是五个黑洞洞；中间连着一条窄路，两旁红墙夹着。东西摆的不少，但用途不大，像三座门、红墙当然过去是有用的。围护紫禁城，不让老百姓接近。当时我觉得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好的中心。”……

群众喜爱天安门，可是对天安门的建筑形式并不十分满意。前面说过刘同志还说：“现在有了大会堂、博物馆的搭配，天安门又经常修缮，所以也壮丽，从整个广场看，北边显得配不起来。”居民委员会马主任也说：“天安门是老房子，要能盖一个新的主席台，修得比人大会堂更漂亮，那更好！两边的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大门像庙门，我看得改！”张大爷说得更具体：“天安门也不过是城楼上加一个殿座。老人谁没见过城门楼？要是新盖一个大楼，比大会堂高出一倍去，可多威望，要比天安门精神！”

……

我们现在认为：人民建造故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建造的东西，不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是被迫劳动、按着统治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所以故宫决无“人民性”，它是封建帝王的建筑。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建筑师陶宗震，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筑师1993年11月17日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有言曰：

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说也是随便一说，不是正式要干。我估计他说也是瞎说，不可能的。

1993年11月16日，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

梁思成日记对此事有所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8月16日，梁思成在日记里写道：“下午约5:30，市规划局×××等二人（其中女一人）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笔者在探解此事时，还听到一个细节：改建方案交上去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哈哈一笑就扔到一边。

昨晚快11点了吧，接到JJ短信说霸王别姬真是好，我还以为这是刚从老电影张国荣之夜回来呢……具体情况不详，总之诞生了很多字儿。我没怎么看过霸王别姬的影评，更加没写过。有时候太喜欢的东西，每次看都有新的认识，不敢就此下笔说这是我的理解；可又不想听别人的说话，因为不在乎他们是否喜欢、怎样理解。不过这篇我是看了（毕竟是愚人节，“我不追星”这种话说说就罢了，把TD奉为神明的人哪），虽然不满意对蝶衣的评价，但是赞同对小楼的看法儿。在这个一提霸王别姬十有八九先想到的不是导演、原作者而是张国荣的时代，小楼是一个被低估的形象，只是我在看梅兰芳之前重温霸王别姬的时候才意识到。

相较前面儿的唯美，后来放大的年代特征近乎残酷，以致第一次看时我感到难以成承受。后来渐渐多了了解，便不再那么震惊。京剧的变迁只是历史的一个小小承载，就已经那么沉重，整体可想而知。蝶衣给红卫兵讲京剧就是对牛弹琴。其实看这片儿之前我挺喜欢样板儿戏的，调儿上口词儿易懂，买过磁带学唱两句四不像，传统京剧因为听不懂唱词儿很有障碍，但是我完全想过两种可能不是一回事儿。看了这片儿才意识到样板儿戏是个时代工具，并不是真正的京剧，登时羞愧难当……不过现在我依然会哼几句样样板儿戏，依然听不懂传统京剧，但是也在期待去一个向往的戏院听一次霸王别姬。

最近看城记，直接的结果是每天看北京新闻的时候都会大放厥词，颇有现学现卖的意思。其实我羞愧于自己的无知，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大概全世界都如此我就以为谁都不可避免，殊不知50年前已经有人预见，只是被当耳旁风。作为政治中心，又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北京的功能从进驻起就是注定的了。不在心脏地带建立行政中心，不发展生产壮大阶级力量，任何政权都不会感到稳固。所以梁公力求保护古都也是对牛弹琴。传统文化，停留在学术范围内的专业性论争，怎么有分歧都好说，一旦跟政治挂钩儿，外行领导内行，受伤的必然是学术。50年后我之所以得以放厥词，必然是现实证明了预言。欣慰的是，时至今日仍后继有人地在据理力争；无奈的是，再过50年恐怕只是又多了一些被证明的预言罢了。

在我接受政治的决定性以后，退而求其次地把根源归结为懂古建筑的人太少。当时进行规划的专家中，太多现代派，对中国的营造缺乏研究，忽略了古建筑的生命力，没能把它们延续到现代城市的建设中。所以从以前到现在，只见那么多不搭的异型拔地而起，却形不成气势。问：什么是中国式建筑？请去皇家园林瞻仰。可站在北海湖边南望白塔，惊见琼岛以西远南一硕大鸟蛋（坟墓？）浮出地平线，呼：真乃人类建筑之精华也！形成如此“打压之势”的巨蛋，我庆幸梁公看不到。

P.S.有时在电梯里听到楼里别的单位上班族的寒暄，感觉是并不关心却提出关心的问题，很是客套。每次我都不禁想，我们的对话在别人听来是不是也这么无聊？还是只有到了那个年纪才会变得世故？所以我不是惜字如金，只是宁缺毋滥，希望当我开口时，是真诚而有意义的。

[转]4月1号 霸王别姬

作者：狂鸡

虽然今天是四月一号，虽然是愚人节，虽然几年前的今天张国荣纵身一跳，虽然曾经的程蝶衣已经逝去，但这并不是我再一次看《霸王别姬》的理由。背着80后的名号，我们见证过太多的人类传奇。小到华人范围的小虎队，四大天王，大到震惊世界的乔丹，马拉多纳。电视普及后，进一步推动了造星运动，不过我不追星。

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最喜欢国内什么电影。呵呵，我挠头。事实上确实如此。忒俗的一人，突然要回答这么严肃的为题，是有些为难。在我看来，电影通常只是满足我个人部分的感官而已。绚丽的画面，抽笑的台词，我只用眼睛去看，只是用嘴去笑是我对电影的基本态度。我不奢求从电影里获得什么样的人生感悟，也不需要从电影里汲取养分，更不可能用电影来满足我的求知欲。电影完全是娱乐我的一个因素。

那个问我的朋友告诉我，她最喜欢的一部国内电影是《霸王别姬》，问我的时候，我还没看过。因为我讨厌抱着欣赏的态度去看待一项事务。我是在和另外一个朋友去看《梅兰芳》后出于好奇去看《霸王别姬》的。临晨3点，看完了，很肤浅的认为，比《梅兰芳》拍的好，但好在哪，我说不上来。

因为不是第一拨去感受《霸王别姬》的，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一个迟到的不能再迟到的fans。我很用心的去寻找那些对《霸王别姬》有所赞誉的只字片语。说实话，很让我失望。包括陈凯歌自己对《霸王别姬》的剖析，都让我很失望。是我自己太敏感还是他歪打正着，这一切真是不得而知。

在网上搜《霸王别姬》，铺天盖地都是对张国荣的赞誉。我并不否认张国荣演的好，但仅仅是相较于黎明扮演的梅兰芳而言。也许是张国荣的形体以及他的人生为他的角色铺上了一层神秘感。瘦削的身材加上温柔的作态，加上没有原型人物的框架。一个男人能演到这个份上，难能可贵。毕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太监，骨子里的那种阴柔是没有办法重现的。最出彩的地方我认为是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在新中国解放后，讨论京剧以后的走势，加上训斥徒弟的那一段。那份腼腆，以及固守着京剧本质的执着，稍稍有了一点虞姬之美。至于其他，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巩俐演的菊仙就不赘述了。她演的跟她获得的赞誉是对等的。我们其实真正忽略了其实是另一大主角——张丰毅。一句台词说的好“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这一句话让我将张丰毅捧为《霸王》演的最好的都不为过，也是我认为张国荣只能屈居第三的原因。是的，他的确只是假霸王。说他假，他只能在家里摔东西，只能打自己的老婆，只能屈服于自己的徒弟，和师弟大揭发，和自己的老婆划清界限。说他是霸王，他拿壶拍自己脑瓜，他不给日本人唱戏，他为师弟出头跟伤兵干，他还要罢演。段晓楼是一个戏子，这个形象并不高大，这是一个无法用很高尚的词语来包装的形象。你可以说他仗义，但不能说他坚强。坚强是形容那些高，大，全的人物，不是去形容一个去嫖娼还娶了个窑姐的主儿。张丰毅之所以演的好，就是没有把段小楼演成一正面人物，演成一个处在社会底层在呐喊的光辉形象。本来嘛，几代人的梨园心酸都是打落牙齿活血吞，不可能衍生出新中国的解放思想，所以他会在袁四爷被枪毙后吓的说话都结巴了。这是梨园人的缩影，有股子血性，但归根结底是怕，什么都怕。黎明扮演的梅兰芳打完针以后发表的那通演讲差点没让我吐了。整个一接受抗日大学熏陶的爱国青年，拔高的让我受不了。张丰毅的角色跨越了抗日，解放战争，解放后三个时间，也唯有他，始终鲜明的保持了一个戏子的角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梨园人的性情不可能因为十几年就能被冲刷干净，这就是张丰毅为什么演的好原因。

但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霸王别姬里的同志情怀会这么突出的被人提起。没有获得奥斯卡的青睐，让我感到庆幸。从《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卧虎藏龙》这些影片能够看出外国人对我国的影片只存在一种好奇的窥探。他们并不愿意真正的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只是猎奇。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武术，这些他们没有，他们觉得很新鲜。他们就像我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活的人那样好奇。如果真的让陈凯歌加冕了小金人，除了让他狂妄一阵，却有可能从此让《霸王》这部如此精彩的影片的思想性从此淹没，而从此以同志作为卖点。而同志，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不奇怪，戏子，就更家常便饭了。我庆幸，《霸王》今天再被提起，不需要屈从于外国人对人性的探究，这是一部满是中国烙印的电影。没有一丝的献媚，没有一丝的拔高，

《霸王》一片最大的亮点在于传统文化经历着历史的变革。没有丝毫的掩饰，写实。而通过背负着传统文化的段小楼，程蝶衣以及旧社会下的缩影菊仙这类人的境遇表达着文化的环境，文化的消亡。

抗日时期，从段小楼被关押到程蝶衣去唱戏。一口唾沫没有拔高段小楼的情操，也没有贬低程蝶衣怯弱。时代就是这样，唱戏就放人，不唱就关着。不唱有不唱的道理，因为段小楼演的是霸王，他可能还演过岳飞，还演过杨家将，他知道被外族入侵，得有什么态度。唱有唱的道理，我是救人的，不是不爱国也不是爱国，就是一条人命。影片交代的很利落，很清晰。文化当做了救命稻草，虽然有价值，但不过是娱乐而已。

解放战争时期，和伤兵的一架，戏园子被毁了，人还被抓了。文化真的不重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相吻合的。8年抗战后的中国满目疮痍，和听戏比起来，吃饭显的更重要。中国的文化在抗争，所以段小楼上台说话了。袁四爷还有能耐去保人。当然结局是中国文化的萎缩，尽管萎缩，但并没有消亡。

谁也没有想到菊仙，程蝶衣的归宿竟然是在解放后。首先，一个在那爷嘴里任何朝代都能吃得开的袁四爷被枪毙了。然后是以伶牙俐齿有着晴雯风范的菊仙自杀了，最后是再配上妆，走上舞台的程蝶衣自刎了。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因为门房大爷那一句句唠嗑让我以为是风雨之后必有彩虹是最终的归宿，却没想到程蝶衣还是执意要死。

程蝶衣的死与其是一种情欲上的消亡不如说是文化的消亡。要不然程蝶衣早就可以死了。段小楼娶菊仙他可以死。菊仙小孩没了他可以死，文化大革命他也可以死，他不需要等到再上舞台走台步的时候死。说情感太肤浅，说文化，传统文化的无奈才是精髓。

当京剧不管是被人看不起或者是当做艺术形式来欣赏，不管外部环境多恶劣，他都可以存在并且发展。因为他是独立的，他的发展仅仅是依托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一种原生态的需求。而当京剧被赋予一种历史使命而脱离了大众的需要，用程蝶衣的话来说“太实了”，就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使存在，也是机械的。所以注定了程蝶衣这个骨子里散发着传统梨园气息的注定不能融入新的社会。这是传统文化的结局。中国很多文化都丧失了。中国朝代更替太多，一个新的稳定的政权一旦建立，统治者会抛弃一切旧次序下的东西，不管是精品还是糟粕。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一个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

之所以说《霸王》的好，在于他不加任何评论性的带着大家从满清后期走到文化大革命。依托着人物角色，传统文化，告诉你一个新的次序建立起来了。那爷死了，因为他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阶级，国民党垮了，他自然也垮了。菊仙死了，是因为她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她是一个妓女，新中国没有妓女，她自然也得死；程蝶衣死了，因为他反对新戏，意味着反对着新文化的建立，所以他也得死。留下一个段小楼，他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他活着。

在我看来，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一部电影的框架能超越《霸王》，包括陈凯歌自己，他甚至无法再超越自己。以朝代更替为心，以人物为躯干，以梨园文化为血液构筑了这样一部影片，剧情是厚实的，人物是丰满的，整体感觉是大气的。以陈凯歌再导的《梅兰芳》做比较，少年梅兰芳，与孟小冬，壮年梅兰芳这三个场景层次太分明了。三个场景自成单位都能排成电影，当出现少年与中年的梅兰芳谁演的更好这样的争议就已经说明电影剧情的脱节，只有脱节的剧情才会让人物凌驾于剧情之上，这显然多余。罗丹对于完美但过于突出的手臂采取的是砍掉的态度。

而《霸王》的连贯性实在是太强了。同样是三个场景，我几乎不需要调整心态去应对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人物。所有人都恪守着自己本位的角色，经历着时代的变迁。戏子还是戏子，戏迷还是戏迷，剧场老板还是剧场老板，没有人越界，没有人拔高，没有人的人格在闪变。恰如其分的用他们的身份在反映时代。事实上本来就是：戏子就是戏子，在很多朝代都以贱民称。你无须奢求他吼一嗓子“向我开炮”，瞬间变成英雄人物，这种刻意的拔高只会让人觉得恶心。段小楼永远也不会说一句“谁会愿意看一个脏了的段小楼。”他会嫖娼，也会抽自己的媳妇。人物年龄跨度大演好是本事，把人物性格演的跨度大只能说是精神分裂。一个站门口求教的，突然变成站楼梯上讲故事喊畹华的梅兰芳我怎么看怎么变扭。这是一个人吗？这是一部戏吗？也许人物传记性束缚了剧情，但《霸王》的那份真挚确实胜了一筹。

我没有看过李碧华写的原著。我想我也不会去看。因为据说原著的本意着重是对同性之爱采取宽容，平和极其自然的态度。但显然，《霸王》超脱了原著，超脱了单一情怀的抒发，将这种情怀融入到国家，国情当中，如此自然，浪漫的反映着一个民族，才是真正的不朽。《霸王》，很中国。

急不可耐地等白夜行，明儿应该会到吧。TV版已经在下了，但是会等看完小说再看的，这是别人的忠告。

嫌疑人X的献身还是不错的，尽管也没有想外界说得那么玄。不过还真是小看了石神，不，或许应该说高看了？从汤川的表情中读出事态的严重性，在他开口讲出真相前我总算恍然大悟：这里一定有另一个死者。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盲点是案发时间，而没有想到死者。因为作者没有明确日期，只说了进入3月，但警方调查的案子是3月10日晚发生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很在意时间，总觉得前面是刻意模糊时间。后来不在场证明看上去都不是伪证，我就更坚信案子实际上是9日发生的，但对石神怎么把尸体处理得逼真如10日死亡就不得而知了。

可能是我从心里觉得石神是个好人（虽然有些怪），觉得他这样的天才会以一种不伤害人的方式帮靖子母女隐瞒的，怎么也没料到会杀人。要不是汤川发现真相以后那么惊讶和痛苦，我可能还不会想到。不过后来知道了石神对靖子母女感情的缘由——原来他是在偿还她们的救命之恩，尽管她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对石神产生了多大影响——才明白他的决心有多深，或者说多极端。当然，汤川最后没有让石神的完美计划得逞，也许有人怨他只是自私地为了满足自己对理性的bt要求才一定要揭开真相，但我相信他是真的不希望石神犯罪。还有，虽然作者没说，但我隐约觉得石神想进监狱也是希望有个专注的环境可以继续钻研四色问题，不受俗务的打扰。

因为没读过伽利略系列，对汤川没有完整的印象，单就这一本儿来说，和TV版似乎相差挺多的。好像挺开朗的样子，怎么都不能和福山雅治的一脸严肃联系起来，当然，形象还是挺配的，为什么不活泼一点儿呢？果然是先看了TV版的先入为主吧。期待嫌疑人电影版。

周日看了北京你早，电影里曾经熟悉的场景让我时有不真实感，那些破旧的胡同、院落，让我难以相信自己也曾经住在那么简陋的环境中，也让我忍不住去猜它是哪儿，然后又识时务地想起这是91年的电影，那个时候这些地方仍随处可见，不像现在拍个怀旧的片儿只能去一些典型的地方，所以猜是猜不到的。亚运会后的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可能只剩下了印着盼盼的铅笔盒，那时候还小，注意不到那个时代的骚动。也许更多的人还是像邹永强那样安于现状，但肯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艾红那样不愿安分了。

其实结局令我挺意外的，我小看了艾红，她是不会继续留下来的，我也小看了陈明克，他也算是个爷们儿。不知是年代久远胶片质量问题还是那时候天儿就那么灰蒙蒙，差不多像黑白片儿一样，惟一的色彩可能是子云和假行僧。出了影院发现天儿被风刮蓝了，车水马龙的小西天儿也让我觉得不真实。我跟小表笑说，这片儿其实是想说，北京男的挺hd的……邹永强就不用说了，王朗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陈明克最后不也担起了责任吗？马晓晴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样儿，江珊就是过把瘾里那样儿，现在看来或许土了，但水灵不分时代。

今儿回来时发现地铁橱窗换上了后青春期的诗，明明很熟悉却好像第一次见到那个海报似的，定睛一看可不，同样是那些话，却是简体字，果然是第一次见。这么说，很快就能买到了呢。

《2001：太空漫游》首版序

阿瑟·克拉克 于1968年

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身后，都立着30个鬼魂——30:1，正是死去的人与活人的比例。开天辟地以来，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大约总共一兆。

这是个有趣的数字，因为说巧不巧，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也就是银河系，也有大约一兆颗星星。因此，每一个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在这个宇宙里都有一颗对应的星星在闪烁。

每颗相对应的星星，都是一颗太阳。比起那颗又小又近，我们称之为太阳的星星来说，其他这些星星的灿烂、光亮，往往不能以道里计。而且，外层空间这些太阳，许多（甚至可能大部分）都有不止一颗的星星在环绕运转。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太空中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让包括第一位猿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他专属的一个星球——是天堂还是地狱先不论。

这些潜在的天堂和地狱，到底有多少已经有生命居住其中，又是些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无从猜测——其中离我们最近的，也要比火星或金星远上100万倍，而火星或金星仍是下一个世代的遥远目标。不过，距离的障碍正逐渐消失，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星海中和我们的同类，或是我们的主宰相遇。

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面对这个问题，甚至，有人到今天还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在问：“既然我们自己都即将要探索太空了，这样的会面为什么还没发生呢？”

真的，为什么还没发生呢？针对这个合理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可能的答案。不过，请记住一点：这纯属虚构。

至于真相，一定更在意料之外——自古皆然。

周末两天，呃，我的周末，除了日常出行，其余时间几乎都在看黄昏使者，调剂是今儿下午的我是传奇。看之前我就知道，四部里必有一部不会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根据守日人的发展，我预感会在黄昏使者身上发生，果不其然。当安东和斯维特兰娜步入相对稳定的婚姻生活，他者的故事也开始琐碎。现在我好奇的是这部传奇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最后的守护人这个名字就带着悲壮。

从一开始我就在努力梳理前两部留下的疑问，斯维特兰娜或者她女儿的命运究竟怎么被改写了。格谢尔这个老阴谋家说把人类变成他者是不可能的，把黑暗魔法师变成光明魔法师也不可能，斯维特兰娜的女儿注定是伟大的女魔法师，他们所做的只是确认这一点，并且加强它。而这一部主要就是围绕把人类变成他者是可能的来讲的，因为一本儿古老的魔法书《富阿兰》。

老女巫富阿兰的遗著记录了她把人类变成他者的成功试验，不过遗失多年，多年太轻描淡写了，应该以世纪为单位。如同为了命运粉笔，现在为了富阿兰，他者们也会心力交瘁。有意思的是富阿兰的理论，他者的力量不是强于人类，正相反，他者的“近巫性”低于平均水准的，人类则高于，当占多数的人类的力量高于平均值，他们就会拿出多余的力量来补给弱者，而他者就吸取这些力量，就像寄生虫。正是这样的事实让安东和斯维特兰娜感到不安，因为谁也不愿意做寄生虫。斯维特兰娜早已离开巡查队，安东也越来越倾向于宗教法庭那种对光明和黑暗的中立态度。

老女巫阿琳娜（普希金奶妈的名字）是超级女魔法师，虽然属于黑暗，但是并没有加入守日巡查队，1931年她为光明和黑暗做一项人类道德重建实验，但她受格谢尔指示改变了处方，导致实验失败，二战后的世界变成了我们都知道的样子。呃，这部经常提起中国，10多亿魔法师的国度，还有非典……心知有罪的阿琳娜休眠60年，为了不看到俄罗斯的变化。她醒来后暗中协助格谢尔和奥莉加狡猾地通过正当干预把失散多年在老年时被发现具有黑暗魔法师潜质的儿子引向了光明一方。《富阿兰》本在她手上，但她并没想利用它，相反想把它留给宗教法庭处理。

结果已是高级吸血鬼科斯佳得到了《富阿兰》，他害死了宗教法官高级吸血鬼维杰斯拉夫，而且非常夸张地想进入太空把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变成他者，这样就不再有牧羊人保护羊群的不平等了。两支巡查队和宗教法庭通力合作，终于挫败了科斯佳。最后他被困太空，活活烧死，连同那本儿书……安东和这个昔日的朋友之间一直关系微妙，他总是一刻把他当成朋友，一刻又当成敌人，不停地做着心理斗争自我说服。最后安东奇迹般地升为高级魔法师，斯维特兰娜也在参与行动中实际上地归队了。

对我来说，假装的力量和虚伪的目标是一样的，口是心非的口号和两面派的公理没什么不同。我不再相信光明，也不再相信黑暗。光明——只不过是光子的流动。黑暗——只不过是光的缺乏。人类——是我们最小的兄弟。他者——是社会中坚。

p.s.我是传奇名字很有感觉，拍得挺老套，bug很多，世界末日的水电问题谁来解决？sam死之前还不错，之后完全个人英雄主义了。据说原著小说更传奇，对占据地球人口多数的变异人来说，存活的正常人才是异类。

批评家先生们一般说来不能完全正确地设想作者心里发生的事，他的欢乐和悲伤，他的愿望、成功和失败究竟是什么。例如，他们想不到果戈里提到的那种快乐，这种快乐在于通过所描写的虚构人物来痛斥自己本人和自己的缺点；他们完全相信，作者一定只顾“宣传自己的思想”，不愿意相信，对一个文学家来说，准确和有力地再现真实和实际生活是最大的幸福，甚至即使这种真实与他自己所爱不相符合时也是如此。

作者对他所写的人物的态度把读者弄糊涂了，其原因是：如果作者对待所描写的人物像对待活人一样，也就是说，看到和展示他的好坏两个方面，而主要的，如果作者不明显地表现出对自己的产儿的好恶，读者总觉得不舒服，他们很容易产生困惑，甚至感到懊恼。读者便会生气，因为他们不能按照已画出的路线注视情节发展，而要自己去开辟道路。如果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具有更为模糊的性质，如果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否爱他所描绘的性格，那就更糟了！读者就会把从未有过的好恶强加在作者身上，只要能摆脱讨厌的“模糊性”就行。

我打算在说出我的临别赠言时，不是用我根本无权使用的导师的口气，而是用一个老朋友的口气，人们总是会半宽容地和半着急地听老朋友说话的，如果他不过分的高谈阔论的话。我将努力避免这一点。

我先给你们引一段我们共同的导师歌德的话：

把手伸进人的生活的深处！
人人都过着它，但了解它的人并不多，
您在哪里抓住它，哪里就会兴味盎然！

这种“抓住”生活、“捕捉”生活的力量，只有才气能够给予，而才气是无法给予自己的；不过但有才气还不够，需要经常不断地接触你要再现的环境。在谈自己的感觉方面，需要说实话，坚定不移地说实话；需要有观点和看法上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最后，需要有教养，需要有知识！根据民间谚语，学问不仅是光明，而且也是自由。任何东西都不能像知识那样给人以自由，任何地方也不想在艺术、诗歌的事情上那么需要自由：无怪乎在公文套语中把艺术称为“放纵的”、自由的。如果一个人内心受到束缚，他能“抓住”、“捕捉住”他周围的东西吗？普希金深刻的感觉到这一点：无怪乎他在他那不朽的十四行诗里说道：

……你要……
走上自由的智慧指引的自由大道。

没有真实性、没有教养，没有广义上的自由——在对自己、对自己的先入为主的思想和体系，甚至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历史方面受拘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没有这种空气就无法呼吸。

至于说到所谓的文学活动的最后结果和最终评价，那么这里又想起了歌德的话：

如果是玫瑰，它总会开花的。

得不到承认的天才是没有的，正如没有超过规定时间的功绩一样。别林斯基常说：“任何人迟早都要各就各位的。”你在需要的时候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就应值得感谢。只有英才们才能不仅把他们的思想和观点的内容，而且把它们的形式，把他们的那种一般说来与群众无关的个性传给后代。平常的个人注定要消失在整体里，为它的洪流所吞没；但是他们增强了整体的力量，扩大和加深了它的发展变化——还需要什么呢？

我要搁笔了……还有一个最后的劝告和一个最后的请求。我的朋友们，不管你们受到什么样的诽谤，永远不要为自己辩护，不要设法去解释误会，既不要自己去说，也不要希望听到“最后的话”。只顾做自己的事，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不管怎么样，先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再说，到那时再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过去所有无谓的争吵。

我的请求是：爱护我们的语言，我们美丽的俄罗斯语言，爱护这个宝藏，爱护我们的先辈们传给我们的这笔财产，而在他们的前列放射出灿烂光辉的仍然是普希金！珍惜这个有巨大威力的工具吧，在善于使用者手里它能创造出奇迹！有的人不喜欢“哲学的抽象”和“诗歌的温情”，讲求实际，在他们眼里语言无非是表达思想的手段，是一种简单的杠杆，甚至对这样的人我也要说：至少也请尊重力学定律，从每一个物中吸取可能吸取的益处吧！不然，说实话，读者在浏览杂志上的一些呆板的、模糊的、衰弱无力的长篇大论时，一定会请不自己的想道：你们正是用原始的支柱来代替杠杆——你们正在回到力学本身的幼年时代……

没想到读守日人的过程和守夜人大不同，到最后一页，眼睛已经模糊了，好像和安东一样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了。守夜人主要以安东为第一人称，除了每章的引子是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经历一个事件，当然之后都会从安东的视角把事件弄清楚。守日人的变化就比较多了，除了引子，一共还用过多个视角。开始是阿莉莎，她死后是镜子，他终止存在后是第三人称，同样的事件会以光明和黑暗两方的立场分别叙述，主人公是安东和埃德加尔。答案由二人共同揭开，同一件事儿在光明和黑暗眼中是不同的，最后揭开第一部留下的悬念，粉笔的另一半儿改写了谁的命运，斯维塔的，确切的说是让她成为女救世主之母。

第二部继承了第一部渐趋阴霾的气氛，真正的死亡降临，不管光明还是黑暗，都失去了重要人物，不管是不是作为棋子。你很难再找到那个幽默的安东了，作为他者，他已经学会了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尽管经验仍然欠缺，但是这个魔法师的确长进了。不过欣慰的是，他仍然依恋着作为人的本能和情感，因为作为他者他还太年轻，而他者只有把作为人的一生度过后，才能真正从人中脱离出来。

这一部的两个主角是阿莉莎和镜子，最戏剧性的情节显然是光明和黑暗的“意外”相爱。阿莉莎和伊戈尔，两个暂时失去魔力的人相遇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相爱，随后互相识别出身份，选择了合法的决斗，最终伊戈尔杀死了阿莉莎，自己面临着终止存在的审判。我并不太喜欢阿莉莎，这个扎武隆的旧情人是个被黑暗吞噬的追随者，她杀人时毫不眨眼，是典型的个人和利己主义。但是在失去魔力期间，她被迫以普通人的方式生活，这时她身上的一些人类本能开始苏醒，所以尽管她厌恶这一切，却仍然挡不住身上散发的偶然的可爱气息，来源于她的直率。

伊戈尔是个有责任感的可靠的人，这导致了他必然会要求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尽管他的战友们在宗教法庭上成功使他豁免，但面对临时复活的阿莉莎和她自愿地没有责怪和指认他，这等于双方都承认了他们的爱是偶然而非被策划的，于是他自愿选择了终止存在，就那样消失了，留下了伤心错愕的战友。这是全书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没有过多渲染，只是对视的眼神儿，便义无反顾地共赴永远的黄昏界。光明和黑暗的不可调和被另一种力量质疑着，爱情也是一种力量，强大的力量。

相比之下，镜子才是悲剧人物。他有着难以捉摸的强大力量，而且越被攻击就越强，他虽然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却一心念着自由，相信自己是为自由而存在的脱离于自由之上的他者。在他一层层登上力量的阶梯，试图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存在时，这个黑暗使者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只是黄昏界为了平衡光明和黑暗的力量而抛出的一面镜子，一个带着使命而来的短暂存在，即黄昏界在某一方出现了伟大魔法师占据力量级顶端时抛出代表另一方的强大力量来维持平衡。

在安东的巧妙干涉下，镜子没能按扎武隆预想的那样消灭斯维塔，只是使她在相当长时间内失去了魔力。我本以为这样安东和斯维塔就有足够长的时间过普通人的生活，就像扎武隆承诺的那样。但实际上这仍然无法阻止斯维塔成为女救世主之母，直到被指定为女救世主之父的伊戈尔永远地进入了黄昏界，光明并没有在法庭上胜出。有趣儿的是，扎武隆设计的偷“灵爪”和利用镜子的一系列阴谋，是根据圣经的一个故事安排的；而格谢尔对斯维塔的安排也和耶稣诞生有关，定在了2000年。

这时我想的是电影，本来觉得电影改动比较大，守日人最后是安东用命运之笔使自己和怀孕的斯维塔在路上偶遇，看似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我还奇怪后面要怎么拍，现在想想，莫非仍然无法阻止斯维塔成为女救世主之母？

还有不得不说的安东和埃德加尔，光明和黑暗之间除了有难以抗拒的爱情的力量，还有更平常的并非不可调和的时候。当作者不厌其烦地从两个人的角度分别讲述同样的事件时，光明和黑暗态度的差异很明显地摆上了桌面儿。他们的都是聪明的他者，本来互相充满敌意，却因为工作关系在布拉格的小餐厅里坐在同一张桌子旁痛饮，进行着并不十分愉快的交谈。转天，他们有在法庭上为各自一方辩护，却各怀心事，一个心里仍有个最简单的疑问，究竟谁是斯维塔未来女儿的父亲；一个忐忑地等待着预知的被终结存在的棋子命运，希望找到脱身的办法。

由于并没有哪一方真正获胜，虽然伊戈尔的死对光明的确是打击，埃德加尔幸免于难，安东也得以问出那个问题，而格谢尔的回答值得玩味：如果你去追，那你就是孩子他爸。没想到善良的斯维塔对扎武隆的“诅咒”竟然是，让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要爱上你。我想阿莉莎会瞑目的，和伊戈尔一起。尽管是黑白大战，爱情仍然是主旋律，一种强大的力量。

道理很简单，光明和黑暗互相牵制，无条件地行善会成为作恶的理由，这叫做平衡。黑暗因为自身的颜色，作恶也是理所应当的，光明却因为披着正义的外衣，无法甩开膀子去心之所向。所以光明活得很累，他们保护人类，但是也要在一定范围内放纵黑暗，有时正义只是有着严格界限的幌子。神经紧绷时你是战士，难得放松时你享受他者的特权，有伟大的头儿指挥，不用问为什么，也不该问。每个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经过世纪的考验。

知道了这些原则，就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事件，诗人都是未被激发的他者，但战争阴谋家就是凡夫俗子，诅咒是人头顶上的黑色气旋，一切灾难的发源。人类的几次大战只是光明的失误造成的，否则早就世界大同了。那些时间发生在，并将继续发生在那片土地，因为那里还没有完全开化，还有可开垦的希望，还有诵读大道理的场所。古老的国家经历了灾难，还保留着天真的性情。如果牺牲自己可以换取未来的希望，那么就牺牲自己，革命者的爱情请保尔来回答。

但是安东是现代人，活生生的现代人。我读到四分之三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遇到安东这样的人，一定会爱上他。在他接近真相前，在他偏离轨道前，在他扮演着一颗棋子的角色时，在他像一个革命者一样准备牺牲自己的爱情时，他是那么善良憨厚，幽默生动，心理活动像小兔儿一样活蹦乱跳，搔痒着你的心。我忍不住为他叫好。他一次次被伟大的头儿当作旗子摆来布去，最后都接受了那些预定的回答。只是最容易让按部就班生活的他者出轨的仍然是人的感情，他只是不想牺牲所爱的人。当这个念头越发强烈，胜过了他本来被灌输的责任感，他就偏离了。

后四分之一的安东，我可以想像痛苦在他脸上蓄长了胡须，失去了原来的天真可爱，他成熟了，有心计了，但是仍然处处碰壁，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顶级魔法师，只是个二流他者。在他和斯维塔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力量的差距注定了他们的未来。这个曾经的集体主义者成了革命的叛逆者，他孤注一掷吸取了不属于自己的力量，摧垮了那堵墙，目的只是为了成全他的爱情。可是在伟大的头儿面前，他永远是一丝不挂的婴儿，一切都被看在眼里。不过最后，他终于揭开了谜底，第一次让头儿在他面前说了实话，原来是一份儿平行的爱情，只是年头更久远，另半支粉笔，头儿想用来改写的是奥莉加以及还不得而知的某人的命运。他们扯平了，最高级的魔法师和一个最多二级的魔法师扯平了，为了爱情。

原来和电影这般不同，因为书只有第一部的译本，现在还很难说我更喜欢哪种讲述，但是这书看得我欲罢不能。作者高调地说出共产主义，所以你也可以尽情对位。光明就是革命者，人类就是他们有义务拯救却没权利干涉的人民，黑暗是敌人，黑白大战就是社会革命，只是把这个国家的历史延伸到了黄昏界。有的窗户纸不必捅破，作者对社会变革前的一些冠冕堂皇进行了调侃，对养尊处优的西方进行了嘲讽，但更多的，我读到的是对过去单纯性情的留恋，大概只有在某个时代，才可以清脆地喊出献身的口号，而那个时代也是最美好强大的时代，破碎的原因也仅仅是光明的一个失误。

我们，我是说我们，也在经历着类似的冠冕堂皇，伟大理论可能永远会这样阐释，但自由会问你：牺牲很多生命来换取未来可能的自由，那自由却有什么意义呢？不如在现有条件下先自由了生命。我们，也开始怀念一些失去的单纯和美好，当我把父辈的某种正直笑称为“左”时，有些东西已经注定不可能在他们之后延续了。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还可以维持着善恶的平衡，毕竟在黄昏界是没有光明和黑暗之分的，或许未来某天，那支命运的粉笔会再次挥动起来。我想，在第二部翻译出来前，我会继续咀嚼这辛苦行走在黄昏界和人类世界之间的守夜人。

只要你看过一两次你骂过的人那头上的黑色气旋——你就会开始管住自己的舌头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黑暗，而是保持平衡。黑暗里量只有在人们战胜自己心里的邪恶时才能消失，而当人们喜欢黑暗胜过光明是我们就将消失。

问题不在于心情。这是你对即将发生的不幸的一种预感。

善与恶的区别取决于对普通人的态度。要是你选择了光明——你不会把自己的本事用在个人的利益上；要是你选择了黑暗——这点对你来说就是正常的。

要是我们无条件地行善——黑暗的魔法师就有权行恶。

恶的秉性较厉害。恶是毁灭性的。它的摧毁比善良的创造容易得多。

在黄昏界中黑暗的不存在和光明的不存在之间没有差别。

每个善行都有可能促使恶行的产生。

忍受——或者发疯，违反法律、穿过人群、分给人们意外的礼物、改变他们的命运并期待着——以前的朋友和永久的敌人将会在哪个转弯处迎面走出来把你送进黄昏界，永远囚禁在那里？

做人多好，人们的感觉多好，他们看不到这一切——永远看不到！他们又多不好——不让他们看到这一切！

战争中最可怕的事是理解敌人。理解——意味着原谅。而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亘古以来没有过。

在一些书里有太多的真理，在另一些书里有太少的谎言。这是人们不需要读的，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平静生活着想。就让他们带着他们已听惯的那段历史生活吧。

要是你首先想自己，想自己的兴趣——那么你的道路就通向黑暗。如果你想别人，你的道路就通向光明。

使人们转向光明或者黑暗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他们保持本色时，才是最幸福的。

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是的，我们一边强调这些单词，一边抹去它们的意义，把它们当作旗子挂出来，并让他们在风雨中腐烂。

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可能达到某些目标。欧洲、北美洲——这些国家已经完全开化了，所有的可能都被尝试过了。有些东西现在正在没落。他们已经困倦，已经打起了瞌睡。一个穿短裤和背摄像机的身体健壮的退休者——事事如意的西方国家现在就是这么一副样子。应该在年轻人身上进行尝试。俄罗斯、亚洲、阿拉伯世界——它们才是今日的出发点。

每一位总统都有自己的刺客；每一位预言家都有一千个阐释者，他们会歪曲宗教的原意，会用宗教法庭的篝火取代光明的火焰；每一本书有朝一日都终将会被扔入火中；交响乐将被人改变成流行小曲，并将在小酒馆里被人演奏；任何一件坏事都会找到牢固的哲学基础。

黑暗力量在别人的苦难中吸取力量，他们轻松得多了。甚至不必给人们带来痛苦，只要耐心等候，仔细地观察周围……然后吸吮别人的痛苦，就好像用麦管吸鸡尾酒似的，这就足够了。

幸福和悲痛根本就不是人类情感刻度表上的两个极端，否则就不会有幸福的悲伤和恶毒的高兴了。这其实是两个平行的过程，是两股意义相同的力，他者能够感受和利用它们。

自我监督，誓要以滚雪球的方式读遍伯林关于俄罗斯的著述……

伯林谈话录

作者: [伊朗] 贾汉贝格鲁

About 简介

序

我第一次会见以赛亚·伯林爵士是在1988年6月6日，他70岁生日那天，在他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寓所。欧洲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自由四论》的法译本已经获得法国广大读者青睐。因此，我决定在《精神》杂志总部每周一次的文献研讨会上向我的同事介绍伯林的思想。这次研讨会的积极结果，是使我拿定主意通过一次由《精神》杂志同意发表的访谈来更深刻地展示伯林的思想。经过简短的电话交谈和迅速的信件往来，我们便决定在他寓所会见。自1976年1月一个寒冷的雨天我在伦敦佛勒书店发现《自由四论》之后，十多年来我一直对伯林爵士很敬仰，要拜会这么一位名人的念头确实使我感到有点紧张。但是，一见面他就带着友好的微笑热情地迎接我，话还没说我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消失了。

谈话开始时，我不仅听他说什么，也留意他的仪表怎么样。虽然我见过他许多照片，而实地看到他我还是有点惊奇。他的面容乍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出生在里加的人。他的声音听上去准确而有力，但吐词缓慢。轻重分明的牛津口音极有节奏地流贯谈话过程，使我觉得我仿佛是获准受到一位极为尊贵的英国绅士的召见。这是温文尔雅、最谦恭的一个人，说话慢条斯理而热情厚道，毫不装腔作势。我们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详细地告诉我俄国革命时期他的童年情况以及20世纪3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的情况。我很惊讶他对俄国文化有着非常亲密的感觉，毕竟他在10岁时就离开那里了。那天告别的时候我就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见到他，但我不知道有一天还有可能以书本形式发表对他的访谈。

我回到巴黎以后，有个编辑跟我联系，他要求我继续这样的访问，并且写成一本书。很高兴我有机会再次会见伯林。我们是1988年12月于伦敦再次见面的。这次我有幸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跟他谈话。每个场合他都热情、友好地欢迎我。我得以就他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向他提出了三百多个问题，分门别类，并逐一讨论。他要我将谈话记录整理成文，我把定稿交给了他。该书1991年在法国出版。

显然，这本书不奢望成为伯林的正式传记，但是，对于一切有待进行的伯林研究，这本书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资料来源。有时候，有一种倾向，过高地估计思想史家的重要性，而对于伯林这么杰出的人物却不会是这样，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单是他对英语世界过去50年来各种智性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影响就足以使理解他的著作和分析他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他在著作中的论述和洞见有助于我们对形成当代史的各种事件和概念树立一种富有批判性的看法。因此，不可否认，伯林的思想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毫无疑问，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他那代人中典型的杰出牛津哲学家。他的牛津哲学背景(使他成为休谟哲学的真正崇拜者)，他的思想的明亮清晰，他对晦涩术语的极端疏远，使他成为当代英国哲学的一个真正的代表。可是，在某些方面伯林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又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全部哲学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反抗传统信念的理论战斗来审视，那种信念认为，纵贯古今人类社会的中心问题原则上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真理性的正确回答。因此，他反对那种以为可以依据科学的、政治的、甚至美学的价值在人世间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主张。鉴于人类历史实际上是各种经常相互碰撞的价值和思想的产生地及其变化发展的实验场所这．一事实，伯林追溯多元论在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等领域的出现。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就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50年来伯林选择思想史作为他的兴趣中心。在他看来，研究思想史无疑是弄清楚自孩提时代经历俄国革命以来，就深深地烦恼着他的某些严酷的难题的唯一途径。这项研究的成果便是关于民众生活和思想的措辞优美、具备了一部小说的全部文学品质的研究论文，同时也是对历史上各种观念的透彻的批判性的考察报告。伯林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为他的全部写作都是从非教条的观点出发，以便向读者揭示作者全神贯注的某些持久不断的哲学问题。伯林不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决定论者，即使我们可以以为他是某种西方意识的现象学家。黑格尔主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过程，经过先定的历史阶段，终结于现实与理性的某种调和。与这种观点不同，伯林的研究探讨了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个人责任的各个层面，这就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必然性的枷锁。因此，伯林对那些以最终解决为目标的一般的态度和观点都不感兴趣。在他最近出版的《扭曲的人性之材》那本书中有一篇论文谈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说的不错，不光最终解决这个概念本身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各种价值之间也不可避免地是相互碰撞的、不可协调的。最终解决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忘记了这个词组带有希特勒时期的恐怖感①[1])会制造出一种幻觉，一种非常危险的幻觉。因为，如果人们真的相信这种解决是可能的，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付出多少都绝不为过：为了使人类永远公正、幸福、富于创造性以及和谐协调，有什么不可以为此付出的呢?为了做成这样的蛋卷，我们可以打破无限数量的鸡蛋，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我们所了解的波尔布特②[2]的信念。既然我知道通向社会问题最终解决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也就知道人类车队必须沿着什么路线走；因为你没有我这种知识，你就不能有选择自由，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选择自由，否则你就达不到目的地。你声明采取某种方针将使你更幸福、更自由，或将使你有自由呼吸的空间，而我知道你这样想是错误的。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人民大众需要什么。如果出现由于无知或恶意而酿成的反抗，那就必须镇压下去，为了大多数人永远幸福，消灭成千上万人也许是必要的。除了心甘情愿地将他们全都牺牲掉，我们，明白此中道理的我们，又有什么选择?”

人们了解了伯林的哲学背景就会更好地懂得为什么他劝告我们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在赫尔岑和伯林的思想中，“选择”这个概念都处于关键地位。伯林批判柏拉图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认为它是西方思想传统中一元论的主要特征。这时他与声称“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身”、“该是认清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充满着偶发的和无意义的事件、充满着愚蠢和糊弄行为的时候了”的赫尔岑何其相似。因此，伯林笔下的主人公总是那些拒绝把世界看作单纯的、合理的、和谐的整体。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伯林接近于以法国哲人(Philosophes)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的思想“潮流”，但决不会妨碍他去弄清楚那些反对这一“潮流”的思想家的生活和思想。在思想史的工作中，伯林研究了那些勇敢地、公开地跟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体系作斗争的思想家，赞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他特别重视这些思想家的自由思想。正是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由思想的肯定和褒赏，显示了他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他的研究工作，伯林向我们宣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绝对的价值，而且，人类历史与众多悲剧性后果相伴，充满着那些企图通过坚信最终绝对真理而避免做出悲剧性选择的人们的困苦。

拉明·贾汉贝格鲁

1991年7月于巴黎

第五次对话 个人印象

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

贾：也许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俄国思想家以及德国的浪漫主义对他们的影响。

伯：影响不深。俄国思想家们读德国浪漫主义的作品。如果你问浪漫主义对他们有什么直接冲击，这么说吧，普希金当然喜欢拜伦，受拜伦鼓舞。莱蒙托夫受拜伦的影响也很深，他还受德国某些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他们两人读的是拜伦作品的法文译本。那时候 能顺利地阅读英语的俄国作家不太多，但他们很多人都能读德语。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的老师)读过歌德(他翻译的《魔王》很不错)我想，海涅他也是读过的。可以说，俄国的知识分子是德国老师的学生。他们有些人甚至在18世纪就去德国上大学，特别是哥廷根大学。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去德国上大学的人就更多了，因为俄国政府认为，法国在意识形态上显然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而德意志在政治上则是保守的公国或侯国的安全的聚集地。

贾：您记得去德国留学的俄国思想家都有谁呢?

伯：茹科夫斯基去多帕(在爱沙尼亚)，上一个德语大学——富有诗意的伦斯基，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它被描述为有一颗哥廷根的灵魂。屠格涅夫、巴枯宁、斯坦科维奇等人在柏林和别的德国城市的大学读书(其中有些人跟谢林有书信往来)。屠格涅夫和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朋友都听过德国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讲演。当然，也有些德国学者在俄国大学教书。那时候，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去马堡，在新康德主义者赫尔曼•柯亨指导下研究哲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列宁政权的首席法官也曾到德国留学。俄国的历史学家受过伟大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

贾：巴黎也是俄国知识分子文化上的麦加。

伯：那是在18世纪的事情，到19世纪巴黎则是左派政治思想家的麦加，因为在巴黎可以见到圣西门、傅立叶、路易•布朗、布朗基、勒鲁、蒲鲁东和马克思等诸如此类的人。俄国流亡者也去巴黎。那时巴黎处于政治上的发酵状态。

贾：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是怎样逐步支配青年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的?

伯：首先因为黑格尔是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哲学家，当时的俄国在智力活动上可说是德意志的一个省。19世纪上半叶俄国大学的精神食粮是由德国思想潮流来提供的。

贾：黑格尔著作也被译成俄文了吧?

伯：当然。但是他们读的还是德文版。巴枯宁、赫尔岑和屠格涅夫等人都懂德文。别林斯基不读德文，巴枯宁向他讲解黑格尔的学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不断地举行关于德国形而上学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历史哲学和伦理学的讨论。

贾：但是，巴枯宁强烈地反对德国。

伯：他不反对黑格尔，他早期是个左派的黑格尔主义者。在政治上他反对普鲁士。

贾：在他跟马克思的讨论中看得出来，他强烈地反对普鲁士。

伯：是的。但是，你知道，是他最早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只译了一卷，后来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吵，天知道为什么。

贾：涅恰耶夫怎么样?

伯：我说的这些全是在涅恰耶夫之前的事情。

涅恰耶夫和虚无主义

贾：您觉得涅恰耶夫怎么样?

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这部小说中生动地描述过涅恰耶夫。他有点狂暴，有犯罪的倾向，在瑞士他欺骗了巴枯宁和奥格列夫，他是一个给俄国解放事业造成巨大伤害的极端恐怖主义者。当然他也有狂热的献身的勇气。我记得有个同谋者于1881年去监狱看他的时候说，他们有足够的手段帮助他越狱或者暗杀沙皇，但是只能二者择其一，他们该怎么办呢?涅恰耶夫毫不踌躇地说：“杀死沙皇”，后来他就死在狱中。看来他还是有较强的人格魅力的。他被囚的“彼得与保罗”要塞的看守们也被他感化了。

贾：您认为涅恰耶夫是俄国虚无主义的主要人物吗?

伯：不，他不过是个边缘人物。谁是虚无主义者?没有哪个党派自称是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不过是反对他们的人指责他们否认一切道德价值所使用的一个词罢了。在俄国19世纪60年代有个叫“地狱”的极端雅各宾式的革命恐怖主义分子的团体，还有个叫“土地与自由”的庞杂的民粹分子的团体(其中又分很多派别)。卡拉科佐夫是“地狱”的成员，曾企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没有成功①[1]。后来，亚历山大二世被“人民意志”(跟“土地与自由”有联系的一个密谋组织)的一个成员刺杀了。俄国的激进的左派没有一个正式名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属的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个叫“彼德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团体(为此他被判死刑)是傅立叶信徒的组织。赫尔岑和巴枯宁的志同道合者们没有组织，没有名称。他们只有些多少是共同的事情要做，但没有正式的奋斗目标。

屠格涅夫

贾：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这个人物，跟涅恰耶夫是不是同一类型的人?

伯：完全不是。巴扎洛夫根本不是涅恰耶夫式的人物，他与恐怖活动无关，他热烈地相信科学真理和据此而采取的理性行动。

贾：但是，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

伯：那是小说《父与子》中一个人物这样叫他的。“虚无主义者”实际上是屠格涅夫发明的，至少是他使这个词流行起来。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据说它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博博雷金。这个词的本义无非是拒绝一切可以科学地证明的东西，而不是拒绝一切价值。虚无主义并不是总体上要拒绝资产阶级所相信的一切，而是宣称任何东西都可以信，只要它能够理性地确立起来。对此笔下最雄辩无碍的是彼萨列夫，有人说他就是巴扎洛夫的原型。屠格涅夫号称曾景仰过巴扎洛夫，而这不过是一个针对左派攻击的防卫性手段。在这些左派人士中他最了解的是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真正的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之父，列宁对他十分重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认为他是愚钝的、枯燥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都说他是令人生厌的、三流的凡夫俗子，不理解生活，不理解文学，不理解人们靠什么生活。而杜勃罗留波夫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学评论家，一个尖刻的激进分子，他在《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一文中对屠格涅夫的小说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贾：您是怎样研究屠格涅夫的?

伯：就是读他的作品，没别的。

贾：您翻译了他的《初恋》。

伯：我还翻译了他的其他两个作品。一个是名为《海上大火》的小故事，一个短篇小说；另一个是剧本《村中一月》，最近刚在国家剧院上演。

贾：那也是接受委托吗?

伯：是的。《村中一月》是应导演彼得•霍尔的要求翻译的。《初恋》是应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之约翻译的。《海上大火》的翻译不是接受委托，那个故事非常吸引我，因为它完全是自传性的。《初恋》也是自传性的。

贾：大概您比较欣赏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伯：是这样的。我做过一次评论这部小说的讲演，后来发表了。我觉得《父与子》是一部政治性的杰作。

贾：屠格涅夫遭遇的冤屈太多了，正如您在评论中说的。

伯：是的。托尔斯泰说他浅薄。革命者嫌他不够左。反动派骂他是邪恶的激进分子。他从不属于任何党派。

贾：为什么屠格涅夫不是作为一个俄国的政治思想家而著名?

伯：他不是以政治思想家而闻名，而是以小说家和散文家而闻名。他是西方式的典型的渐进主义的自由派人士。他的思想不太新颖，但他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小说家。他非常敏感，非常理智，善于讽刺而又实实在在，很有魅力而又不鲁莽。就作为政治思想家而言，他比不上(比如)圣伯夫，也比不上维克多•雨果。

贾：在您的论文中，您指出，事实上，“就气质而言，屠格涅夫与政治无关，他常常被人们描述为一个纯粹的唯美主义者，笃信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

伯：是的，他在世时是这样，死后人们也是这样看他的。但是，他的小说多数都与俄国的社会矛盾深深联系在一起。法国作家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我想是福楼拜先这样说的。福楼拜还给予他“唯美主义者”这个美名。亨利•詹姆斯认同对他这样的评价，并且拜访过他，崇拜他。屠格涅夫不仅是个唯美主义者，而且是个非常高明的文体家，可以说是继普希金之后俄国最优秀的文体家。但是，在19世纪，没有哪个正派的俄国人不遭政权折腾的，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会觉得有义务公开地发表意见。屠格涅夫的小说深切地关注俄国的社会问题。他有他的政治立场。别林斯基也是这样的。别林斯基是一个热情的道德思想家和社会思想家，虽然在理论上他只不过是个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对赫尔岑和屠格涅夫有很大影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些影响，对托尔斯泰则几乎没有影响。

贾：您在论文中拿赫尔德跟屠格涅夫相比较，说：“屠格涅夫在高度发展的形式上具有赫尔德称为移情的东西。”

伯：是的，屠格涅夫有这种移情的洞察能力，因而他能了解农民，实际上他比托尔斯泰更了解农民。托尔斯泰所描述的农民是用纸糊成的理想化的农民，屠格涅夫描述的农民绝对是真实的农民。也许托尔斯泰有点忌妒。屠格涅夫在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不太准确)：“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坐在我们乡下房子的走廊上，有一群从我的庄园来的农民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们说，‘主人，我们要绞死你，但是，别急，如果你要做祷告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下，请吧。”’这就是屠格涅夫的典型特征：在他心目中，农民是正派的好人，相当文雅和有礼貌，他们要绞死主子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托尔斯泰永远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

贾：您对巴扎洛夫怎么看?您认为他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吗?

伯：是的。他是个极端分子，他排斥一切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文学，他以为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在他眼里惟一有点价值的东西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科学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依据科学教给我们的关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自然的知识来设计我们的生活。他是个有感情的人，但是他说服自己否定艺术，否定唯心主义，否定自由主义，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他的社会性的狂热劲头是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表现。

贾：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表现。

伯：不，无政府主义者对不同意见持宽容的立场。他们不反对艺术家。他们反对权威和政府，而不反对想像、美、文学、个人的关系。生活、思想、情感还是自由的。

贾：您昨天说巴枯宁要消灭大学就是一种不宽容行为，一种狂热行为，是吧?

伯：当然是的。但这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特征，这只是巴枯宁的特征。

贾：因此，根据您的看法，巴扎洛夫这个人物既不像巴枯宁也不像涅恰耶夫，对吧?

伯：不像他俩，而像政治家彼萨列夫。涅恰耶夫是非常刚愎自用的，他是个吹牛家和蒙混者，完全不讲道德。他告诉巴枯宁在俄国出现了一个拥护巴枯宁的强大的民众运动，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还瞎编乱造，说民众是怎样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巴枯宁听了自然非常激动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这一切情况你可以在一本写得很好的法文书《以暴易暴》中读到，作者是米歇尔•孔菲诺，一位著名的以色列的俄国史家。

贾：屠格涅夫为什么要精心塑造巴扎洛夫这个人物?

伯：屠格涅夫想了解年轻人。他终生都想了解年轻人有什么感受，他也希望年轻人喜欢他。他憎恶反动派，他就跟反动派的对手(年轻人)亲近。他也想过，有些年轻人，比如巴扎洛夫之类，所谓“六十人团”，走得太远了，他担心他们可能有不幸的结果，但是他又希望讨这些年轻人的欢心，赢得他们的同情。对屠格涅夫来说，巴扎洛夫这个人物形象代表了对他自己那一代人的反叛，即对19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反叛。他对年轻人，既担惊受怕，又十分喜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所描述的人物有没有跟巴扎洛夫是同一类型的?

伯：没有，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痛恨激进分子。你知道，1849年前他自己就是一个激进分子。后来，他认识到激进分子是破坏性的唯物主义者，是一股邪恶的势力，反对用基督的信念教化人。他听说，涅恰耶夫涉嫌杀死一个同党(显然是叛徒)，因为涅恰耶夫认为共谋犯罪能使党内更加团结，这时候，他更加相信一切革命者都是会那样干的。《群魔》指的是《新约》中的记述——基督令恶魔们误入一群狂奔乱突的猪猡中，后来一一都淹死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群魔”这个概念的出处。他认为，革命者会使普通人着魔，直到他们不可避免地毁灭自己。在他看来，革命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涅恰耶夫就是一个受革命精神毒害的极端例子：说谎，不讲道德，杀人，这都是亵渎圣灵的罪恶，没有一点人性。

贾：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某种方式预见过俄国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到来，您不觉得他是一位预言家吗?

伯：是的。我确信他会以现在的索尔仁尼琴的方式作出反应的。索尔仁尼琴以为他自己像托尔斯泰，其实他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

贾：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谴责屠格涅夫?

伯：因为他觉得屠格涅夫是个西化的人，背叛了俄国精神的志向。他在巴登—巴登时向屠格涅夫提过这样的意见。屠格涅夫是个崇拜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是知识界的一员，而救赎之道在于神圣的俄罗斯，只能靠俄罗斯自己。

贾：您从未著文谈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什么考虑?

伯：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我觉得他的生活哲学不大能让我同情，在我看来，宗教味太重，跟牧师布道似的。而且，我读他的作品，会变得灰心丧气(它的感染力特强)。如果一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被梦魇缠住，处境窘迫，险象丛生，他会渴望解脱的。我不想著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的东西我觉得太强烈了，太阴暗了，太可怕了。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世俗之人。他那种基督教模糊了圣洁与疯狂的界限。

贾：像卡夫卡?

伯：不像。卡夫卡的作品更能让人产生同感，他更趋于现实主义。他用讽刺手法描述一切东西，而被描述的东西都是很自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一面放大镜。在太阳光下，如果你把一面放大镜放在一页纸上，纸就会被烧焦，它就变形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现实情况的态度。阳光如此强烈，它把纸烧坏了。这个比喻是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说的，说得对。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残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确实太残酷了，像D．H．劳伦斯或者克努特•汉姆生。

贾：那是天才的阳光。

伯：不，是火光，现实被歪曲了。

贾：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评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小说表达了俄国知识阶层在道德上的苦恼和良心上的弱点。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伯：不，我不同意。因为我站在俄国知识阶层一边。如果他们犯什么糊涂，他们在本质上也是神志清爽的人，我反对布尔加科夫的看法。布尔加科夫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后来改变了立场。在当了神父之后，他才作出了那样的评论。1905年革命之后，有些寻找灵魂拯救的人，以为俄国知识阶层犯了错误。1905年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破产。那些人原来也曾站在左边的，现在迅速向右转，反对根本的改革，反对一切政治行动，而且转向内在世界，企求在个人的自我改造中获得拯救。

贾：别尔嘉耶夫也是这样转向的?

伯：是的。

贾：舍斯托夫怎么样?

伯：我钦佩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很聪明，他所写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起源以及俄国思想家的观点是很精明的，但是，到他写自己的神学著作时，我就不敢恭维了。我对神学没有兴趣。舍斯托夫则是个实实在在的思想家，不受哲学教条的束缚。他敏感、宽容，有深刻的哲学见解。首要的是，他不夸大其辞。

贾：您认识舍斯托夫吗?

伯：不认识，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个人，他死之后我才听说过他。他的真名叫史华茨曼，是一个俄国犹太人。他从未改宗过，即使他比较赞成一些东正教的教义，因为据说他怕改宗会令他父亲太难受。在法国有人读他的书吗?

贾：他不是一个很知名的作家。也许因为他的书是很早以前翻译的，在书店很难买到。

伯：真遗憾。他的书被翻译成英文，而译本也太陈旧了。我向人们推荐他的书时，人们都很喜欢。我只为两个作家做过宣传，一个是赫尔岑，另一个就是舍斯托夫。他俩都很正派，思想开明，胸怀坦荡，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不是这样。

亚历山大•赫尔岑

贾：说到赫尔岑，为什么您认为他还是个人们不大了解的思想家?

伯：因为他的著作没翻译过来。他的自传也不过大约在6年前才全部译成法文，英译本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有了，但鲜为人知。这部自传最近出了四卷本的精装版，引言是我写的，现在读的人多一些了，但也多不到哪儿去，比不上契诃夫和屠格涅夫。英国人一般要花上一段时间才会对外国作家表示应有的欢迎。

贾：赫尔岑对俄国的政治思想有什么影响?

伯：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新近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还没读。最初，赫尔岑是俄国激进主义之父和主张平均地权的社会主义之父。他是著名的俄国流亡者，到达伦敦之后就创办最早反对沙皇政权的革命刊物。他认识一些著名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如米什莱、雨果、马志尼、加里波第，他们也很尊重他。这样，西方人才逐渐知道俄国也不是一个僵化的专制王国，其内部也有赞成自由社会的运动。米什莱反对俄罗斯而同情波兰。赫尔岑有一封写给米什莱的出了名的信，不同意说俄罗斯只有许许多多野蛮的民众。赫尔岑之所以重要，因为他确实是俄国激进主义之父，社会反抗运动之父，这都是光辉的业绩。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团体大概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青时参加的那个彼德拉舍夫斯基小组。不要以为参加这个由傅立叶信徒组成的小组的成员，只是一小撮无组织的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实际上他们制定并图谋实现充分的社会主义纲领，影响非常深远。比如说，影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影响了著名的讽刺作家萨尔特科夫。但是，赫尔岑比其他人更有才华，列宁也承认他是俄国鼓动公众反君主专制的奠基者。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俄国的左派人土觉得，赫尔岑太温和了，太自由了，不够坚决，但是，仍然是赫尔岑在推动左派人士前进。赫尔岑最早称赞十二月党人是自由解放的斗士。他是蒲鲁东、路易•布朗、勒德鲁—罗兰、马志尼等这些意大利和法国革命者的朋友和合作者，是这些革命者在俄国的代言人。他在伦敦出版的报刊《北极星》和《钟声》等是当时的地下出版物，跟其他遭禁止的书刊一起，哺育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到苏联时期，赫尔岑成了崇拜的偶像，虽然(有点矛盾)他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特别是讨厌和鄙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

贾：在您看来，赫尔岑属于那类生活在新旧交界处的人物吧?

伯：是的。赫尔岑提到他在莫斯科的小组时说过“我们是两面神”。他在莫斯科的沙龙里会见过斯拉夫派的人并和他们友好地交谈，他写道，当我们一些人面向西方而另一些人正视斯拉夫的过去时，我们大家的心都碎了。

贾：您在文章中指出，赫尔岑渴望做一些他自己和他的国家都忘记不了的事情。

伯：他当然是有雄心壮志的。别林斯基也经常鼓励他。别林斯基当时是一个著名的激进的批评家(死于1848年)。别林斯基读了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之后告诉他，不仅要为俄国文学史而活着，而且要为俄国的历史而活着。他的确这样做了。赫尔岑的小说不是第一流的，但是很有意义，在政治上有深刻的见解。

贾：您觉得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怎么样?

伯：《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它涉及整个19世纪大部分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是卢梭之后最好的自传性著作，我看在某些方面比卢梭的《忏悔录》写得还好。真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

贾：赫尔岑似乎也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

伯：那时候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的大学都受黑格尔的影响。我认为，那些俄国人都不了解黑格尔哲学有多保守，除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是了解的，虽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承认这一点。他们把别林斯基看作一位伟大的人物，所以如果他反对黑格尔，他肯定是误解了黑格尔。实际上别林斯基才最充分地了解黑格尔。他读俄文版或法文版的黑格尔著作，他不懂德文。

贾：为什么赫尔岑要写《往事与随想》?我之所以问您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往事与随想》没有一个主题。

伯：他写《往事与随想》，部分原因是要使他自己从一系列可怕的痛苦中挣脱出来。他的爱妻被一个名叫乔治•赫尔维格的德国诗人(马克思和瓦格纳的朋友)拐走了。他看清 了这引诱者的无耻行径而忧愤交加。妻子回来不久就死了。他的母亲和一个孩子在前往法国尼斯市(他在那里等候她俩)的途中碰上轮船失事而身亡。因此，1850年和1851年是他非常不幸的年头。部分原因是要抒发他的感情而开始写日志，延续了好几年。把感情体验记录下来有时会使感情更加持久。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很有才华的作家。他的人品是第一流的。连埃德蒙•德•龚古尔这样尖酸刻薄的社会观察家，几年后在巴黎的沙龙会见他时，对他的才华和人品也十分感动。他这个人朝气蓬勃，具有非凡的魅力和勇气。

贾：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那种强调自由意志的人本主义的深厚传统，到1917年被否定了。这个传统是不是可以追溯到赫尔岑?

伯：对。虽然正如我告诉过你的，赫尔岑也是官方的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圣人。

贾：所以，在1917年以后他的书仍然被俄国人广泛地阅读。

伯：是的。在1905年以前，赫尔岑的书在俄国要经审查才能出版。他的短论集部分是用德文出版的，部分是用法文出版的。他的回忆录的第一个俄文版本出现在1905年，正值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期间，就我了解，以后他的著作的出版就不再遭到限制了。

贾：您在论文中把赫尔岑和巴枯宁相提并论，说他俩都把个人自由的观点置于自己思想体系的中心地位，但是，我想他们两人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吧?

伯：他们两人之间当然有很大差别，赫尔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作为个人来说，他还是喜欢巴枯宁的。他不知道巴枯宁写过那份有名的“忏悔书”。我是指巴枯宁在监狱里写给沙皇的那封信，它否定一切革命活动并表明他自己与革命活动毫无关系。这份摇尾乞
怜的文件(实际上也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到1923年才公之于众。在追求个人自由方面，巴枯宁走得太远了。赫尔岑不赞成暴动，他认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只有经过教育和训练来实现。时机未到的暴动势必使旧制度的恶习在新制度中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赫尔岑曾经说过(又是据我的回忆)，不能用监牢的砖头为自由的民众盖一所房子。在一封给巴枯宁的公开信中，赫尔岑告诉他，匈奴国王阿提拉的方法(他称之为“巨石主义”，Petrograndism)是没有用的。赫尔岑的意思是，在民众做好准备以及懂得如何过自由生活之前就举行革命，其结果是民众仍然保持着过去囚犯般的旧习惯，毫无改观。

贾：因此，您认为赫尔岑的思想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或托克维尔颇接近?

伯：只在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体)接近。赫尔岑不喜欢托克维尔，他讨厌托克维尔的行为。1848时，赫尔岑在巴黎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当即被警察逮捕，他在被押往警察局的途中看见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当时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他从前碰到过托克维尔，就请求托克维尔证明他的身份从而释放他。对此，赫尔岑后来这样写道：托克维尔回答说，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恐怕没有联系，这是两种不同的权力系统，因此他毫无办法。当然赫尔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理由。托克维尔是个很冷淡的人，他不想介入一个不光彩的俄国煽动者的麻烦事。

贾：这真令人惊讶。托克维尔还是个官僚权力的严厉批判者呢!

伯：托克维尔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我怀疑要是碰到战争的话，托克维尔会不会参加法国抵抗运动。或许他不会和纳粹合作，但我想他也不会加入地下组织。而赫尔岑会的。

贾：赫尔岑是一个比托克维尔更有浪漫精神的思想家。

伯：他只是更勇敢。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斗争。

贾：为什么他转向西方而不参加斯拉夫派?

伯：因为他认为斯拉夫派是错误的。西方不雇用农奴，走的是通往民主的道路，西方的生活显然比较自由，个人的尊严也被尊重，不像在俄国那样。那些有着人的尊严感以及怀有帮助被压迫者的意愿的正派的俄罗斯人，都是面向西方的。甚至主张中央集权的斯拉夫派也反对俄国的官僚政治和尼古拉一世对国家的控制：他们主张某种自由的神权政体，他们想象着在彼得大帝之前或者恐怖的伊万之前实行的就是这种政体——实际上那是一种乌托邦。赫尔岑亲西方，主要是因为在俄国充满野蛮行径、奴隶制、压迫、愚昧、审查制度和肉刑。官僚和地主可以随意鞭打无罪的人或者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方，一般来说，没有这种现象。

贾：在俄国文学中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怎么样?

伯：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是斯拉夫派一位大诗人。著名的果戈理也接近斯拉夫派。他不算是斯拉夫派成员，有些文学家以为他也属斯拉夫派，因为他笃信神灵和思想偏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斯科夫是斯拉夫派一种特殊的同路人。丘特切夫也是斯拉夫派一位大诗人，或许他是普希金之后俄国最伟大的诗人。在职业上丘特切夫是一名外交官，他在威斯特伐里亚和都灵工作。他是杰出的形而上学诗人，深切地同情斯拉夫派，虽然通常人们不把他与其他斯拉夫派诗人同列。

贾：那么，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思想对俄国的冲击怎么样?

伯：在哲学领域冲击很强烈。法国和德国哲学家给俄国的学术和知识分子生活以强烈的冲击。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圣西门、傅立叶等人被广为传颂。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大学开设有关德国的形而上学的课程。后来，大学被关闭，部分原因就是这些哲学家全都被视为外国政府和基督教会派来的颠覆分子。虽然如此，哲学仍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在教着。有一个叫做巴甫洛夫的哲学家假装自己是个生物学家，他的讲课往往是这样开始的：“你们想认识自然，但是，什么是认识?什么是自然?”然后他就引述谢林的解答。

贾：俄国思想运动的源头在哪儿?

伯：可以说，大约开始于18世纪晚期，那是俄国处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之下。当时，狄德罗、伏尔泰、莫泊丢等人的思想都很时髦。有一个由少数俄国有识之士组成的小团体，主张改善出身较好的青年人的教育，有时是指改善神职人员的儿子们的教育。真正的知识阶层到19世纪才产生，拿破仑入侵之后，俄国军官胜利地进军巴黎，看到西方自由的文明社会的状况，跟他们自己的国家相比，大不一样。正是这个时期。外国思想开始迅速地传人俄罗斯，开头是贵族阶层受西方思想影响，如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后来下层群众中有些人也受到影响。沙皇政府竭力缩小或制止一切西方思想的传播，可是制止不了。从那时起西方的各种学说系统地偷偷进入彼得堡和莫斯科，从而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引起深刻的思想发酵。

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贾：如您所说，知识阶层这个词是个俄文词，当时是怎样开始使用的?

伯：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这个词确是一个俄文词。有些波兰人说是他们发明这个词，不对。这个词是在19世纪70年代发明的，在此之前没有人说过它。发明这个词是用来描述到那时为止已存在了半个世纪的一种现象②[2]。

贾：“知识阶层”与“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

伯：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只对观念感兴趣的人，他们希望观念尽可能有趣些，正如唯美主义者是指那些希望事物尽可能美的人。知识阶层在历史上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进步，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对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政体，他们视彼此是为共同事业(首先是为人权和正当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的战友。他们中的一位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说过，他们这些人类似于骑士阶层，为共同的誓约，为不惜献出生命也要取胜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你可以说18世纪巴黎的那些哲学家就是一个知识阶层，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孔多塞等这些人，思想开明，有博爱心。他们相互了解，他们讨论相同的观点，有共同的立场，他们遭到共同敌人的迫害，而敌人就是教会，就是独裁主义的政府(那些扼杀真理、扼杀自由的不光彩的东西)，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为光明而战的斗士。知识阶层产生的前提是启蒙运动的信念，这种信念鼓舞人们起来跟反动势力作斗争。这也说明，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有明确意识的群体为什么容易产生在有强大的反动教会(比如，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的地方。因此，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都出现了真正的知识阶层，而挪威和英国则没有真正的知识阶层。新教教会还不至于让人觉得它对自由和进步的观念构成严重的威胁。

贾：你们英国有知识分子吧?

伯：当然也有。也有激进派，但跟知识阶层不一样。他们没有团结奋斗，没有结成队伍。因为英国教会不是让作家、学者等受过教育的人感到要与之作斗争的对象。英国教会不是主宰着社会和政治局面的强大的压迫机构。俄国教会是俄国沙皇制度的顽固的同盟者，知识阶层非常厌恶它。这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同样原因，契诃夫也不是，普希金也不是，托尔斯泰也不是，而屠格涅夫必属无疑。

贾：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伯：不都是知识分子。我认为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知识分子，他还讨厌知识分子呢!托尔斯泰并不怎么看重知识分子。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契诃夫不能说是知识分子，正如不能称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乔治•桑、勒南和尼采为知识分子一样。斯拉夫派的成员更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以神学为旨归的作家。在19世纪，人们无法设想会有什么信教的知识阶层。到了20世纪，这才有可能。因为，有些神学家和教士，如别尔嘉耶夫和布尔加科夫，向左派转变。而且，教士们在全国来来往往，那时“左派牧师”成了老生常谈。

贾：在当今世界上，您认为哪些人是知识阶层?

伯：现在我看在纽约，在部分犹太人中，有些像知识阶层的人。一些作家、评论家、音乐家、美术家，相互维系着一种类似于当年的知识阶层中间的亲缘关系，这些人希望抵御反动力量和市侩作风，就像当年在沙皇俄国反抗“黑百人团”那样③[3]。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④[4]有点像是这样，但也并不是很像。英国没有知识阶层，或许撒切尔夫人会制造出一个来。我想我们不能说什么“苏联知识阶层”，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知识阶层。他们只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并无特定的道德或政治色彩。然而尽管有着重重阻挠，知识阶层还是在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中残留下来了。这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是旧的开化而仁慈的知识阶层的真正传人。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保全下来或者是如何再度获得生机的——公开性把他们揭示和解放出来了。萨哈罗夫是知识阶层的典型代表。我为他辞世深感悲痛，他的声音就是赫尔岑及其伙伴们的声音，经历了那些可怕的年月而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贾：索尔仁尼琴怎么样?

伯：索尔仁尼琴不是知识阶层的一员。他的声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

贾：这样看来，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矛盾一直延续到苏联，对吗?

伯：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赫尔岑呼唤自由的宏亮的声音又能听见了。矛盾在继续下来，只要存在着指令性经济，加上对非俄罗斯人行动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衡量标准，争执就会继续下去，追求自由的党派会起来造反。索尔仁尼琴不是反对权威的，他反对的是特殊的共产主义的权威。而萨哈罗夫和他的朋友们才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民主制度。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也不是斯拉夫派的一员。他关心捷克人、波兰人或斯洛文尼亚人吗?当然，人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反对一种邪恶的统治。

贾：您觉得索尔仁尼琴是个知识分子吗?

伯：很难说是知识分子。我看他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属斯拉夫派。他对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漠不关心。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酷似一个17世纪的信徒，起来反对彼得大帝及其推行的一切现代化，视尼康主教推行的教会改革为撒旦作怪，彼得大帝就是坐在王位上的魔鬼。这些人仍然忠于旧传统，拒绝跟已经历改革的邪恶的俄罗斯帝国打交道。我看索尔仁尼琴就像那种教派的基督徒。

贾：您认为现代化对俄国知识阶层的产生起什么作用?

伯：当然，凡事都有原因。没有现代化，西方思想就不能传播到俄罗斯。彼得大帝对里加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占领被认为是打开了一扇朝向西方的窗户。

贾：您似乎很接近于我们所说的中欧思想?

伯：我觉得中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它不过是古老的奥匈帝国的继承者，那里出现了和出现着不少很好的作家。他们是西方文明整体的一部分。

1848年

贾：让我们再回头谈谈俄国。为什么您认为1848年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界标⑤[5]?

伯：部分原因是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的著名的密谋事件，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帝国没有发生革命。俄国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的革命，波兰革命也是几年前被俄国军队镇压的。俄国政权的支柱仍然屹立不动。1848年后有些俄国思想家觉得，既然巴黎和德意志左派革命都失败了，走西方的道路也许不能使俄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通向自由，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不值得模仿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两人对这些革命的失败刻骨铭心，他们考虑，俄国是不是应该走一条特殊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德国人所说的“罪恶之路”。赫尔岑相信要“经过农民公社发展到社会主义”，而不是经过社会主义到农民公社。俄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在西方，1848年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俄国不需要产生众多 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工业资本主义，它可以不经过西方工业化的可怕后果而建设一个比较自由和公正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1848年对俄国激进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赫尔岑对欧洲发生的情况非常失望。而他早在一年前即1847年已经批评过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是1848年革命才使他的眼光转回俄国，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1848年革命前他就不相信法国资产阶级。如果你读过他的从马林尼大街寄出的信，你会发现许多辛辣的语言，比如，他写道，费加罗⑥[6]有一套仆人的制服，他脱掉这套制服便是一个自由人，但是对这些人来说，费加罗的制服是他们皮肤的一部分，他们脱不掉这套制服，他们生就是仆人的命。这全是1848年前写的。

刺猬和狐狸

贾：根据您关于刺猬和狐狸的分类⑦[7]，我想人们可以认为您把赫尔岑看作狐狸。

伯：绝对是狐狸。 贾: 顺便问问，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分类? 伯：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点。这样分类只不过是一种有趣的智力游戏，但我一旦这样做了，我还是很认真地对待它的。当然，任何分类都能说明某些东西，只是我的这种分类是极其简单的。

贾：那么，您没有考虑过您这样分类是否合理?

伯：你说的合理是什么意思?区分刺猬和狐狸合不合理?是的，这样划分是不完整的。有些人既不像刺猬也不像狐狸，有些人既像刺猬也像狐狸。

贾：以普希金为例吧，为什么您把他列为头号狐狸?

伯：普希金不是那种力图依靠某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来解释一切事物的人。而这正是刺猬的典型特征。普希金只是像他所感应、描述、写作的那样去感应、描述和写作。我的意思是，他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表现他自己，一切以自己的心情为转移。而刺猬则总是力图依照他们所热衷的某个模式去联结和表现事物，他们常常运用某个统一的原则来观察事物和考虑它们的意义，而不是对事物本身感兴趣。

贾：您真的认为俄国文学有两极，陀里妥耶夫斯基为一极，普希金为另一极。

伯：托尔斯泰也是一极。他是一只很想当刺猬的狐狸。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只真正的刺猬。这种两分法不仅仅适用于俄国。歌德是狐狸，而黑格尔是刺猬。

贾：您认为俄国文学中这两极的代表是谁?

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派代表，另一派代表是屠格涅夫。文学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出两派的代表人物。在法国文学中，维克多•雨果和福楼拜是不同两派的代表，阿纳托尔•法朗士和于斯曼也是不同两派的代表。

贾：在《刺猬和狐狸》一文中，您说托尔斯泰经常处于自相矛盾中，他的艺术观与他的历史观自相矛盾。

伯：是的。托尔斯泰渴望有一个整体划一的观点，但是，他对各不相同的人物、事件 、环境、历史时机以及对各种人和事的自身发展的细节，有着非常敏锐和无可辩驳的真知灼见，这使得他不能不径直地按照他的所见、所知、所感、所想、所悟如实地写出来。但后来他对当时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加以谴责，因为那跟他在生活中形成的观点都不协调，这就是我想要表述的托尔斯泰的矛盾心情。

贾：那么，按照您的看法，托尔斯泰可以同时既是一个一元论者，又是一个多元论者?

伯：他的天性是一个多元论者，但相信的是一元论。他是一只狐狸，他想成为一只刺猬。矛盾就是这样造成的，特别在他后期的文艺作品中。

贾：您也拿迈斯特跟托尔斯泰对比。

伯：仅仅因为他们两人在描述战争和战斗时，对造成战争和战斗的原因有相同的观点。托尔斯泰在动手写作波罗底诺战役之前，读过迈斯特的书。战役进行时，迈斯特住在彼得堡，记述过首都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作为目睹某些俄国事件的有声望的外国人，他是一个重要的权威。我认为托尔斯泰不是有意识地模仿迈斯特，但是，迈斯特有关战斗的描写及某些观点——比如，虽然将军们以为他们自己在指挥战斗，驾驭战斗的进程，其实，实际发生的情况与他们的精心部署并不相似，而是决定于他们不能、别的任何人也不能控制的种种因素，战斗的胜败取决于与指挥官们无关的许多心理因素——托尔斯泰是有同感的。这表现在托尔斯泰对拿破仑的狂妄自大很是看不起。拿破仑依仗德国军事专家精心炮制的作战计划，而不重视对实际状况的直接了解——首先是对战士们心中想的是什么的直接了解。托尔斯泰的意思是库图佐夫就是注重了解实际状况的。

贾：如您所指出的，他们两人都不赞成个人政治自由，都对技术抱怀疑态度，这不是很相似的吗?

伯：他们两人都是反现代的，除此之外，迈斯特崇尚权威，特别是崇尚教会，而托尔斯泰则认为权威是非理性的、压迫性的，国家政权既愚笨又不讲道德，所以要造它的反。

贾：考虑到《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跟《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这两个人物有相似之处，您觉得可以拿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托尔斯泰相比吗?

伯：这两个人物都信基督教，但有不同。其实皮埃尔就是托尔斯泰的化身，他是个世俗的人。他的天性，对人的感情，他的本质，绝对是自然而本真的。梅思金则带有圣徒的光辉，他是一个无辜的受难者，一类灵魂的拯救者，一个神圣的笨蛋，他不是生活在现世，不是生活在平凡的、追求物欲的、充满罪恶的这个世界。我有个朋友，也是一个俄国思想家，曾经说过：“20世纪最像梅思金的人是查理•卓别林。”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我懂得他的意思。梅思金看似愚蠢，但在根本上他代表真理。卓别林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中的好人，在影片中，卓别林代表着正派的人的感情，代表仁慈、天真、质朴、幼稚。皮埃尔可不幼稚。在某些方面他很天真但他决不幼稚。别忘了，梅思金最后发了疯，回到了瑞士，而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皮埃尔则跟娜塔莎结了婚，过正常的生活。在这部小说的较早版本中，皮埃尔成了一个十二月党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十二月党人却完全没有兴趣。梅思金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结构，他像个圣洁的儿童，对真理有直观的感受，基督活在他心中，他是文学作品中的基督的一个化身。

别林斯基

贾：我们回头谈谈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巴扎洛夫这个人物吧。您怎么拿他跟别林斯基相比?

伯：别林斯基习惯于说苛刻的话。他这个人，谴责被他视为软弱的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谴责沙龙艺术、唯美主义、伪君子嘴脸，谴责超然的态度，特别是那种不屑于关注社会现实的超然态度。他亲雅各宾派，憎恶中庸态度。因此他讨厌他在巴黎时看到的知识分子作风，他认为那是故作聪明、虚有其表和自我放纵。他是个清教徒，对什么事情都想有明确的界线：是与否，黑与白，敌与友，等等。这就是他跟巴扎洛夫的相似之处。他不是屠格涅夫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赫尔岑那样讨人喜欢的人物。他从一种主义转向另一种主义，他对真理的探索(首先是对道德真理的探索)是件令他痛苦的事情。他的朋友敬重他又同情他，并格外地尊敬他⑧[8]。

贾：但是，他属于西化派。

伯：是的，他属于西化派。但这仅就信念而言，在气质上他与西化派不同。他对西方国家的访问并不令他高兴。他不喜欢德累斯顿，他讨厌拉斐尔画的西斯廷圣母。他旅居巴黎时也不愉快。

贾：您能不能把他跟赫尔岑比较一下。

伯：他们两人是好朋友。赫尔岑更稳重一些，更能察幽人微。也更明智一些，对西方文明的全貌以及俄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的状况也更敏感一些。别林斯基比较明断，黑白分明、言辞尖刻、胸怀坦荡，而且有着坚定不移的正直。在赫尔岑看来别林斯基犹如始终保持正确方向的某种良心。当别林斯基认为什么是邪恶时，他就照实说，毫不妥协。绝不以艺术为藉口来绕开社会问题。

贾：在19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的思想立场怎么样?

伯：他死于1848年初，在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是坚决站在对立面的。他鼓吹个人自由、思想自由，谴责束缚他的审查制度。他要求有权利法案，要求尊重法律，取消独裁政治和农奴制度，取消警察和地主的横行霸道。如果你要了解他的根本立场，那封《致果戈理的信》便是最集中的表述，该信批评果戈理的新封建主义。这封信成了整个19世纪俄国自由主义社会解放运动的《圣经》，是这个运动的崇高的宣言。在信中，别林斯基痛切地质问果戈理：“你，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怎么能捍卫这样可恶的制度?”该信为正直、自由、献身正义和真理，发出了伟大的号召。

贾：果戈理也出版过一个小册子反对别林斯基。

伯：确实是的。他写了一个叫《与友人书》的东西，但是读的人不多。果戈理是个实实在在的反动分子。他拥护家族制、地主制、农奴制和教会组织。他知道农奴的苦难，但不愿意解放他们。

贾：别林斯基的艺术观怎么样?

伯：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的艺术观相当粗糙。他往往会说过头话。别林斯基相信艺术的目标是追求道德真理和社会真理。他反对唯美主义，反对纯粹艺术的理想。他的文学评论有时很荒谬。而他对普希金的评论可以说是杰作。你要知道，在别林斯基时代，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富于想像力的文学和艺术只能说本行的话，其实这是一种伪装，是力图通过谈论艺术来影射农奴制度，表达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别林斯基也是这样做的，他做得很热心，很有说服力，很感人。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乃至60年代，托尔斯泰一直以为别林斯基是一匹粗野的、无艺术修养的老马，不了解人们的生活，直到晚年，他才觉得别林斯基相当不错。

贾：别林斯基拒绝功利主义的艺术观?

伯：是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的艺术观是功利主义的，这不对。他不是功利主义者。别林斯基主张，艺术的目的是揭示人们看到的真理，不是通过说教的手段，而是使用形象的方法。在他看来，真理总是社会的真理，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公共的结构中，因此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必定是社会性的。毫无疑问他是错误的，他太极端了。纯粹的艺术是有的，他不喜欢，仅仅把它看作一种幻想。

从帕斯捷尔纳克到布罗茨基

贾：说到艺术，我想问您有关帕斯捷尔纳克与阿赫马托娃关系的一些问题。一小时以前，我们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正如您在《与俄国作家的会面》一文中所说的，阿赫马托娃讨厌托尔斯泰而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令人感兴趣的事实。

伯：是的。不过，很难用几句话说清阿赫马托娃对人生的看法。她有悲剧性的人生观，有点像西班牙的乌纳穆诺。

贾：您读过乌纳穆诺的作品?

伯：读过。

贾：您喜欢他吗?

伯：很喜欢。《生命的悲剧感》是一本好书。我在牛津听过他的一次讲演，印象很深刻。至于阿赫马托娃，她曾跟我说过，“托尔斯泰的道德观是错误的，他不应谴责安娜•卡列尼娜。他很清楚。那是他的莫斯科姑妈们的道德观。真可怕!”阿赫马托娃不喜欢契诃夫，因为他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是低调的、灰色的，一片污浊，“没有刀光剑影”。优秀的评论家D．S．米尔斯基也有同感(还有其他人持相同的看法，当然不是普遍的看法)。阿赫马托娃相信充满激情的人生、深刻的宗教和悲剧性的感情体验(这些东西在托尔斯泰那儿是找不到的)，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普希金那里发现了它。

贾：帕斯捷尔纳克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大吗?

伯：受影响不深。当然帕斯捷尔纳克了解托尔斯泰，因为他父亲认识他。他非常钦佩托尔斯泰。他从未跟我谈论过俄国文学，只谈论莎士比亚和普鲁斯特。

贾：可是，正如您在文章中说的，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不可能向托尔斯泰提出批评，因为他认为托尔斯泰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就是托尔斯泰。

伯：是的，他这样说过。

贾：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没有?

伯：翻译过《哈姆雷特》。我相信还翻译过其他作品。

贾：他英文很好吗?

伯：不是太好，不过还凑合。

贾：说说您跟谢盖尔•爱森斯坦的会见好吗?

伯：我在《个人印象》一文中都说了。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他是个很有魅力、很有才华的人。我很喜欢他。

贾：约瑟夫•布罗茨基怎么样，您说他很像阿赫马托娃。

伯：是很像。阿赫马托娃跟我说过，他多多少少也算是她一手培养的。他钦佩和景仰她。他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和布洛克，但更喜爱曼德尔施塔姆、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和奥登都是布罗茨基的万神殿中的神祗。

贾：这些诗人中谁是您的万神殿中的神祗?

伯：任何一个现代诗人都是。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洛克和奥登都是。茨维塔耶娃不是，虽然她也是一个好诗人。我想，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一个人喜欢某个诗人而别的人不喜爱这个诗人。斯蒂芬•斯彭德的诗直接而深刻地向我说话，叶芝的诗也是这样。艾略特是个大诗人，但他的风格并不如此。

贾：您喜欢英国诗人吗?

伯：我刚才说过，有些英国诗人我是喜欢的。但我更喜欢俄国诗人，因为俄语是我的母语。我认为，写诗必须使用自己孩提时期所说的语言，对一个人来说最觉亲切的诗是用那种十岁以前所说的语言写成的。

贾：一个月以前我正在读切斯瓦夫•米沃什评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篇论文，实际上米沃什把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看作是反理智的，您同意他的评论吗?

伯：我不同意。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帕斯捷尔纳克在马堡时深受赫尔曼•柯亨讲演的影响。像布洛克一样，他读康德和一些德国形而上学家的著作，并从中吸取营养。现代作家中有谁像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那样谈论谢林?我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很懂哲学，哲学也是他思考的范围。他是一个有深刻理智的聪明人，一点儿也不幼稚。很有才华却很愚蠢的诗人是有的，但帕斯捷尔纳克不是这样的诗人。

贾：能否举个愚蠢诗人的例子?

伯：有个法国诗人叫弗朗西斯•詹莫斯，我看他就是个愚蠢的诗人。他很有写诗的才华，但我可不敢恭维他是个聪明人。好像马志尼曾说过一个故事：有人问马志尼：“你对加里波第将军有什么意见?”马志尼反问他：“你去过动物园吗?”他回答：“去过。”马志尼又问：“你看见狮子吗?”回答：“看见。”马志尼说：“你会说一头狮子的脸上有很理智的表情吗?”

贾：我们再回到帕斯捷尔纳克吧。

伯：我记得我曾经用英文写过一篇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短论，发表在杰出的学者、耶鲁大学教授维克多•厄利舍编辑的一本文集里。他认为这篇短论写得很好，我认为并不好。该文谈的是帕斯捷尔纳克诗中的活力论，他诗中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是充满活力的，一切比喻都出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没有毫无生气的东西，一切东西都充满力量，桌子、椅子、石头、山谷、颜色、模型等等一切无生命的东西全被看作是处于连续不断的生命运动的相互作用之中。

贾：什么原因使您写这篇短论?

伯：那是为了纪念一个斯拉夫派的学者，我接受邀请去做一个讲演。我喜欢做个出租车司机，有人招手我就停下来。

贾：您曾对我说您非常喜欢布罗茨基。

伯：是的。他是现在活着的最伟大的俄语诗人。

贾：布罗茨基最近在巴黎，他做了一次关于诗的本质的讲演。按照他的观点，诗人可以回答科学家和哲学家回答不了的问题。您同意吗?

伯：大概是的。他往往是正确的。

丘吉尔、魏茨曼和尼赫鲁

贾：现在我想问您一些关于丘吉尔的问题，您见过丘吉尔吗?

伯：见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请我共进午餐。早在1944年时，他曾想请我共进午餐，以便讨论美国问题，因为我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专家。可是，他弄错了我的名字，实际被邀请的是著名作曲家欧文•伯林。因为有过那次误会，他想，还是应该宴请我一次。

贾：那次午宴之后，您还见过他吗?

伯：还见过一两次，都是在另外一些人的宴会上。

贾：您说过丘吉尔有巨大而圆融无碍的历史想像力?

伯：他的想像力有点像个中学生。在他看来，有些国家是历史性的，其他国家则不是历史性的。当然黑格尔做过这样的区分，但我确信丘吉尔不知道。他认为，德意志是历史性的民族，法兰西、意大利、中国大概也是历史性的民族。美利坚也是的，因为他母亲是个美国人。犹太人也是如此。而阿拉伯人、非洲人、拉丁美洲人则不是历史性的。

贾：您也说过丘吉尔对外交事务抱一种浪漫主义看法。

伯：当然是的。我说的浪漫主义，是指丘吉尔靠理想化的想像了解外国，外国文化，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的和将来是怎么样的，等等，而不是靠仔细的经验性的观察。比如说，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罗马、希腊和犹太人的天赋才智，便都是理想化的模式。

贾：您也认为哈伊姆•魏茨曼是浪漫主义的人物。

伯：能够把一个离散了两千多年的宗教团体或种族的成员凝聚起来而创立一个新的国家，这样的人必定有浪漫主义的想像力。浪漫主义当然是对现实主义的挑战。可是，就我所知，魏茨曼也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想。他对犹太人的状况有着非常现实的了解，也就是说，他了解犹太人都不愿意永远处于各个社会的少数派成员的地位。他本能地看出人们只有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才能自由地发展，在那里，人们可以不必时刻担心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又该如何对待别人，自己的行为会不会让人讨厌，或者，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引起别人过分注意，才不会老是担惊受怕——这样做对吗?他们会接受吗?(赫尔德早已表述过这样的看法，不过，据我所知，魏茨曼并不知道。)

贾：如您所说，魏茨曼不担心未来?

伯：不担心。他和丘吉尔都是不担心未来的人。他们都有坚强的意志和自信心。他们说，让未来到来吧，我们将为未来工作，决不后退，永远向前!

贾：您认为魏茨曼和丘吉尔都是伟人吗?

伯：在我看来，伟人都是公众生活中的人物，他胸有成竹地引起某些重大事情发生，而在他担负这个任务之前，这些重大事情发生的概率都很低。伟人是造成历史转向的人，没有他，那样的转向几乎不可能发生。伟人往往导致历史发生谁也预料不到的转折。

贾：在当今世界上您认为谁是伟人?

伯：伟人也可能是坏人。按照我的定义，斯大林便是个伟人。他是迄今有过的最糟糕的人之一，但是他使俄国发生了没有他就不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即使其后果令人毛骨悚然。希特勒和其他一些大人物都是伟人。戴高乐是伟人，他大大地改变了法国的面貌，但他跟别的伟人不大一样。凡是伟人都留下了历久不变的影响。

贾：您认为甘地和尼赫鲁都属于伟人吗?

伯：是的，他俩都是伟人。我去印度的时候见过尼赫鲁。我有个朋友在印度政府中工作，他是我在牛津时的同学，他请我作一次讲演。突然尼赫鲁约见我，我们一起谈论俄国和英国的情况。关于这两个国家，尼赫鲁都有很好的见解。他说，他是在英国读中学和读大学的，在那里他过得很愉快，他也很羡慕英国人，可是他还是偏爱俄国，原因在于尽管英国民众生气蓬勃和仁爱至上，但他们对印度往往以恩主自居。俄国人有些粗俗、野蛮，但他们没有高人一等的傲慢，这是很不一样的。最后，尼赫鲁说，俄国人并没有让印度人感到自己是他们的臣属，甚至日本人也没有让印度人有这种感觉。他说：“你可以想像我对日本人的态度。他们是军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他们在战争中干了可怕的勾当。可是，当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发觉，他们对我像兄弟一样友好，而我对于英国却无法有这样的感觉。”

贾：您跟尼赫鲁谈到甘地吗?

伯：没有。

贾：您认为尼赫鲁是个伟人?

伯：是的，但甘地更伟大，因为他真正缔造了一个国家。尼赫鲁这个伟人让印度人拥有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形象，我认为别的人不可能做到。

贾：您在论述魏茨曼的文章中，说他强烈地反对暴力。

伯：是的，他厌恶暴力，这就是为什么总的来说他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使用暴力。

贾：如果魏茨曼今天还在世，情况会怎样呢?

伯：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会失去权力。甚至在他当以色列总统时，他实际上也没有权力。多多少少他的影响被他的继任者剥夺掉了。

贾：您认为魏茨曼反对犹太人使用暴力，但是您在文章中说，当阿拉伯和犹太人的战争爆发时，他问心无愧。

伯：绝对是的。因为他认为当时别无选择了。如果你必须保护自己，如果你的国家处在丧失前途也即丧失自由的危险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暴力，那是正义的。魏茨曼不像甘地，他认为为了自卫而使用暴力是正义的行为。他痛恨恐怖主义，他不是个和平主义者。如果他践履和平主义，他从事的事业就不能成功。但是，他厌恶1947—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暴力行动。

贾：您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

伯：我不是和平主义者。

乔治•索雷尔和伯纳德•拉扎尔

贾：您认为使用暴力是必不可免的吗?

伯：不是。而且，无论使用暴力有多么必要，我也深深地憎恶暴力。我告诉过你，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在大街上我目睹过一个警察被拖着，差不多死了，那给我一种终生难忘的对肉体施暴的本能的憎恶感。可是，人们需要进行战争。我不反对抵抗希特勒的战争。意大利人反抗奥地利人也是对的。

贾：暴力问题使我想起索雷尔，对这个崇尚暴力的思想家，在思想史上您把他放在什么地位?

伯：我不赞成索雷尔的观点。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仅此而已。我对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感。

贾：您为什么把他看成是无法归类的思想家?

伯：因为索雷尔是右派思想家，同时又是左派思想家。他既亲列宁又亲墨索里尼。他既拥护战斗教会⑨[9]又反对教权主义。他既拥护一切又反对一切。他是一个既有些真知灼见又有些无稽之谈的有才华的、令人感兴趣的混合思想家。我不钦佩他，但又被他吸引，因为他是一个奇特的、有独立见解的政治思想家。因此我写过文章论述他。他是法国历史上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一个无可匹敌的代表人物。而对那个时期，我真正钦佩的人则是伯纳德•拉扎尔。你了解拉扎尔的生平。他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写过攻击犹太人的名著《反犹主义的起因和历史》。19世纪80年代法国反犹主义者看到这本书后欢欣鼓舞。后来这些法国人说，有一个诚实的犹太人，他看清了犹太人的缺点。德鲁蒙特，德鲁莱德，当然还有稍后的莫拉，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拉扎尔(他的真名是拉扎尔•伯纳德)是一个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一切政府。后来发生德雷福斯事件，他跟这个事件其实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不认识德雷福斯，也不认识德雷福斯的家人，但是他寻思为什么德雷福斯会进行间谍活动?动机是什么?德雷福斯很富裕，思想保守，骄傲自大，循规蹈矩，很有志气，希望在法国军队中建功立业。什么东西引起这个人行为叛逆，向德国大使馆武官提供秘密?怎么解释呢?这太难以理解了。因此，拉扎尔认定，德雷福斯没有间谍行为。这样，指控他的惟一原因就是他是个犹太人。这归根到底表明法国的犹太人不被看作法国人。他不是法国人，那我也不是法国人。几年前他改了名，就因为旧名字带有更多的犹太色彩。后来，他发表了一封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耸人听闻的信件攻击法国政府和法国将军，以求被捕。但是他倒没有被捕。我想，因为当局懂得逮捕一个偏执的无政府主义者于事无补。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出席了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其实，拉扎尔还是一个独往独来的人。在法国孔布和沃尔德克-卢梭新政府驱逐罗马天主教团以阻止他们布道之后，拉扎尔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力主教长们和罗马教会有权根据他们的信念布道，禁止他们的活动是违背宗教自由的罪行。他死于1903年。我钦佩他，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充满豪气的独立性和彻底的诚实。他度过了英勇的、光荣的一生。我赞赏他的勇气和刚直不阿。不久前，布里斯托尔大学一位著名学者写过一本关于他的很有趣的书，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他是多么令人钦佩。

贾：您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吧?

伯：不，因为有内利•威尔逊博士为他写的传记，似乎该说的都说了。我们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想你也没有更多的问题问我了——反正，我能够回答的，大概也就是这么多了。

[1]①这事发生在1866年4月。卡拉科佐夫于1881年3月1日被杀害。他所组织的极端派别由热里亚波夫和索菲•彼罗夫斯卡娅领导，后者是一个将军的女儿。

[2]②《俄国知识阶层的诞生》(1955)，重印于《俄国思想家》。

[3]③“黑百人团”一词源自哥萨克军团的名称，后来人们用它来称呼沙皇统治的最后年月出现的十分反动的反犹主义的民粹派运动。

[4]④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在20世纪初是伦敦的文化艺术中心，曾有不少著名文人在此聚会。——编注

[5] ⑤《俄国和1848年》(1948)，重印于《俄国思想家》。

[6] ⑥费加罗是莫扎特根据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同名戏剧创作的著名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主人公。——编注

[7]⑦《刺猬和狐狸》这篇短论发表于1953年，重印于《俄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引用了古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公元前7世纪)以动物形象来做比喻的诗句。

[8]⑧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1811—1848)，是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评论家，鼓舞了两代人的思想，特别是鼓舞了所谓西化派人士的思想。他在卡拉耶夫斯基编辑的自由派杂志《祖国纪事》上发表文章(1840—1841)。后来他为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编辑的《当代人》杂志撰稿(1846—1848)。伯林谈论别林斯基的文章发表于《遭遇》杂志，1955年。(重印于《俄国思想家》。)

[9] ⑨战斗教会(Church—Militant)，指在人间与邪恶战斗的基督教会。——编注

一口气读了《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不由得想起那部好像是法德合拍的好像叫《希望的代价》的三部曲电影（讲的好像是三次德法战争中发生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故事，几代人在两种国籍间摇摆，法国人和德国人并存，互相憎恨，却偏又彼此爱恋。）哎，让我流泪的小说又增加了一本。《呼啸山庄》：为不宽容压抑，为有个宽容的结局流泪；《四世同堂》：从头哭到尾，身为北京人，不用说理由；《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为小天狼星的死，但是对他而言，这未尝不是种解脱。

《幸》：有关二战，还用我多说吗？为米拉的被捕，眼泪是冰凉的；为与米拉的重逢，眼泪是温暖的；为与米拉的不平凡的友谊，眼泪汹涌着。虽然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但是可以理解加米埃尔的矛盾感情。同样是二战，这不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不是前苏联的卫国战争，这是历史上的德法战争的延续。没有社会制度的转变，胜利后仍然是富人统治穷人，讲的却是共产主义者的抵抗运动。没有口号和条条框框，有的只是共同的抵抗，要把法西斯赶出法兰西，要“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朴实的抵抗。

刚才发短信时，不知怎么竟打出了“日军”二字！当下差点儿没吐了！这两个字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不能允许！说我可以理解加米埃尔，因为虽然恨小日本儿恨得牙根儿痒痒，也动辄大放厥词要他们不得好死，但是抛开历史，面对至少自称喜欢中国的日本人，我又怎能真的伸出手去掐死她/他呢？同样的，虽然没有直接的仇恨，但是无论新旧，纳粹都不是好东西，所以在和只承认屠杀犹太人、波兰人的罪行而不认为侵略前苏联是不正义的德国人交流时，我又怎能心平气和而不觉胸闷呢？因为历史是无法抛下的。

法国人生性浪漫，法兰西美如天堂，美好的东西总让人向往，因此严肃的德国人有此谚语：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我们中国人不信上帝，但是我们中国美如人间，天堂再好能好过人间？美好的东西总让人垂涎，因此我们多灾多难，但是我们仍然幸福，幸福得如同在人间。

我愿意说：幸福得如同在中国。